1939年,由北平国立艺专与杭州国立艺专合并组建了新的“国立艺专”。
从湖南的沅陵,经贵阳辗转来到昆明,为躲避日机的狂轰滥炸,最后落户晋宁县安江村。时间虽然不长,但把艺术教育的薪火传承了下来。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这段时期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时大师云集,并使青年学子们能潜心学习,为日后的中国画坛培养了新的一代大师及优秀艺术人才,其性质和意义是与西南联大相同的。
安江村的父老乡亲们,在那个非常时期,用他们宽广的胸怀,接纳和支持了落难而来的艺专师生,写下了光辉感人的一页。
画在纸上的安江村
我第一次听到国立艺专在安江村还是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时。
1957年暑假,我回昆明,返校后画了两幅以云南为题的创作,得到了董希文教授的鼓励。不久,由赵友萍先生带我们去拜访董先生。董先生问起了那两幅画,当他知道我是云南人,很兴奋。说起了他青年时代在安江村学习、生活的情况,他说那里非常有意思,很美。
后来,我在美院成为董先生的学生,又见过他的两幅以云南为题的大幅纸上作品,是线描上水粉色画在高丽纸上的。《收豆图》画的是安江村农妇在打场收蚕豆的画面,色彩雅致而富于装饰性。另一幅画是大卡车撞上了马帮,画面有一种惊恐动荡的气氛,墨色浓重,用笔奔放。遗憾的是,“文革”中这两幅作品都已失去了。
1963年,为毕业创作下乡实习,我将回云南。临行前,董先生对我说,其实不一定要跑很远,昆明附近就很好,那些农村的屋舍、妇女的打扮都很美,她们的布鞋头都是翘起来的,绣着花,很有装饰性……1972年,先生患癌症,我去探望时,他还指着一叠厚厚的制作好的油画三层板对我说,病好了,他还要画画,他想到云南去画画。在他病重时,我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对我说要我关照沙贝(他的长子),让到云南去,那是他年青时代非常喜欢的地方,让和我一起画画……可以说安江村给董先生一生打下了深刻的印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再也没能回到云南,回到他热爱的那片土地,令人思之怅然!
1978年,吴冠中先生到云南写生。他一到昆明就非常兴奋,要喝他当年认为是最美味的“木瓜粉”,并说一定要到安江村去看看。他从西双版纳和丽江满载而归后,丁绍光找了部吉普车,拉着吴先生和我,直奔安江村。
寻找潘天寿旧居
那是个美丽的村落,村旁有一大片苇草小湖。远远看去村中还有些庙宇祠堂,在村舍中屋顶高耸,琉璃瓦闪闪发亮。有些民居土红的土墙上,土里混杂着白色的螺蛳壳。也许古时滇池水直到村边,处处是那“蟹屿螺洲”。几经沧桑变化,才成这个样子。
我见乡街子上有个茶馆,从烈日下走进去,黑洞洞的,定睛看时见有许多老人在喝茶抽烟。我正想向他们打听,还没开口,吴先生就在身后大声喊道:“老乡们,国立艺术大学当年的学生来看你们来啦!”众皆愕然。随后才反应过来,他们三三两两站起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接着七嘴八舌地讲起过去的事来。有人带着我们边走边说,指着一间小土房说,这里当年叫“阿波罗饭店”,平时卖点杂货,还卖馒头和花生米,同学们课间饿了就在这里买东西吃。又有人指着一片水泥地说,这里原来是图书馆。学校搬迁时许多书搬不了,就散落在村里,有的书里还印着光身子男女的图片……说完哈哈大笑。接着对吴先生说“你们还烧着风炉火画李嫂光着身子的像呢!”吴先生也笑了,说“是,是。”吴先生指着旁边一排房子说,这里就是女生宿舍,当时邹佩珠(李可染夫人)、张琳英(董希文夫人)就住这里。
吴先生要找潘天寿先生的旧居,但没人知道。据说有一位邮电所退休的职工最了解情况。我们找到了那里,只见蚊帐里有一人在呼呼大睡,我把那人叫醒,他边揉眼睛边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吴先生说,是国立艺术大学的学生,来找潘天寿老师的旧居。那人打了个哈欠,说道,潘天寿先生他见过,剃个平头,戴付黑边眼镜,拄根文明棍。说那时学校里经常办画展,大家总在七嘴八舌的议论,潘先生走进来,中间一站,文明棍一拄,大家都不敢做声了。
他陪我们一同去找,但潘天寿旧居是在哪位老乡家呢?事隔30多年,当年的老房东多已去世,谁也说不清。吴先生看了几家,房子格局都差不多,觉得不太像。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虽然老房东去世了,家里的后人全然不知从前的事,吴先生肯定地说,就是这一家,那就是这一家吧!看得出,吴先生对潘老师的崇敬和怀念,找到了这个旧居,他的心才落了下来。
故人何时还
1985年我在巴黎时,常去拜望朱德群先生。他说他是和一些流亡学生从贵阳步行到昆明的,一路画了不少速写,可惜都丢失了。赵无极先生也说那段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立艺专迁往四川青木关后,有的学生留在了昆明,如黄继龄、刘傅辉先生,他们成为云南现代美术的开拓者。
2003年,刘先生曾带领省文史馆书画组同仁前往安江村。在一座庙里介绍了当年上课的情况,那里还有许多当年的教室——庙宇、祠堂残存着,但年久失修已破败。现在黄、刘二位先生都先后谢世了,那些如烟往事又凭谁问呢?
有一年的夏天,在晋宁县与县委领导的座谈会上,我说从历史文化上看,晋宁有三宝:一是石寨山古滇墓葬群,二是三宝太监郑和的故里,三是安江村国立艺专旧址。前二者已得到充分的重视,安江村旧址的保护发掘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希望能完整地保存一两个古镇与古村落。后来据说县里班子开会已确定了,决定将安江村旧址的保护项目启动。
我很高兴,想这遗址的题名非吴冠中先生莫属。返回北京后,我在电话中将情况告诉了吴先生,他很高兴,欣然答应了。后来他告诉我,字已题好,让我去取。
吴老将题好的字装在一个中式信封里,我拿出来一看,写着“国立艺专安江村旧址”下边一行小字“难得故人来,忆青春,散尽天南地北。”然后是签名盖印。我说先替晋宁县谢谢您了!但读后边这行小字时却有说不出的感触。吴先生已年近九秩了。安江村留着他的青春、他的梦。但当年那些青春学子,天南地北的都走散了,有许多人已永远见不到了。
故人何时还会再来?这句话凝缩着他对逝去时光的怀念眷恋。我对吴先生说,我也老了,也算得上是“故人”了,许多事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后来的人就更难了。他流露着欣慰的微笑,他说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冬杭州艺专迁往内地,学校在艰辛的流亡生活中到了湖南沅陵,上了一年左右的课,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北平艺专与之合并,林风眠先生即辞去了院长之职。在长沙大火后,日寇气焰更嚣张,学校又被迫经贵阳迁往昆明。先是在昆华中学,后因日机空袭频繁,又再迁往安江村,在那里有近一年的时间。
当时的校长是滕固,他写过《唐宋绘画史》。那时北平艺专的人几经磨难剩下的不多了。有常书鸿先生等人,西画方面后又来了关良先生。潘天寿先生教国画、书法,还教古典诗词,讲授平仄。我问吴先生那里有多少师生,他说因为一路逃难而来,许多人走散了。到昆明后,又招收了一些本地学生(刘傅辉先生即是),大约有300人左右,教职工不到60人,那时上课主要在庙里,基本上一个庙一个系。
原来艺专有音乐系和建筑系,这时已分出去了。保存了油画、国画、雕塑、图案等系……
辞别了吴先生,一路回来,想那个烽火连天的艰危岁月,培养了那么多杰出的艺术家,那些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显赫的名字:董希文、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李霖灿……他们都在那滇池边的美丽村庄里,接受过阳光雨露的哺育;在那里受教育,磨意志,练功夫;从那里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前景。安江村的名字,无疑应写进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
姚钟华(云南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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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的沅陵,经贵阳辗转来到昆明,为躲避日机的狂轰滥炸,最后落户晋宁县安江村。时间虽然不长,但把艺术教育的薪火传承了下来。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这段时期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时大师云集,并使青年学子们能潜心学习,为日后的中国画坛培养了新的一代大师及优秀艺术人才,其性质和意义是与西南联大相同的。
安江村的父老乡亲们,在那个非常时期,用他们宽广的胸怀,接纳和支持了落难而来的艺专师生,写下了光辉感人的一页。
画在纸上的安江村
我第一次听到国立艺专在安江村还是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时。
1957年暑假,我回昆明,返校后画了两幅以云南为题的创作,得到了董希文教授的鼓励。不久,由赵友萍先生带我们去拜访董先生。董先生问起了那两幅画,当他知道我是云南人,很兴奋。说起了他青年时代在安江村学习、生活的情况,他说那里非常有意思,很美。
后来,我在美院成为董先生的学生,又见过他的两幅以云南为题的大幅纸上作品,是线描上水粉色画在高丽纸上的。《收豆图》画的是安江村农妇在打场收蚕豆的画面,色彩雅致而富于装饰性。另一幅画是大卡车撞上了马帮,画面有一种惊恐动荡的气氛,墨色浓重,用笔奔放。遗憾的是,“文革”中这两幅作品都已失去了。
1963年,为毕业创作下乡实习,我将回云南。临行前,董先生对我说,其实不一定要跑很远,昆明附近就很好,那些农村的屋舍、妇女的打扮都很美,她们的布鞋头都是翘起来的,绣着花,很有装饰性……1972年,先生患癌症,我去探望时,他还指着一叠厚厚的制作好的油画三层板对我说,病好了,他还要画画,他想到云南去画画。在他病重时,我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对我说要我关照沙贝(他的长子),让到云南去,那是他年青时代非常喜欢的地方,让和我一起画画……可以说安江村给董先生一生打下了深刻的印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再也没能回到云南,回到他热爱的那片土地,令人思之怅然!
1978年,吴冠中先生到云南写生。他一到昆明就非常兴奋,要喝他当年认为是最美味的“木瓜粉”,并说一定要到安江村去看看。他从西双版纳和丽江满载而归后,丁绍光找了部吉普车,拉着吴先生和我,直奔安江村。
寻找潘天寿旧居
那是个美丽的村落,村旁有一大片苇草小湖。远远看去村中还有些庙宇祠堂,在村舍中屋顶高耸,琉璃瓦闪闪发亮。有些民居土红的土墙上,土里混杂着白色的螺蛳壳。也许古时滇池水直到村边,处处是那“蟹屿螺洲”。几经沧桑变化,才成这个样子。
我见乡街子上有个茶馆,从烈日下走进去,黑洞洞的,定睛看时见有许多老人在喝茶抽烟。我正想向他们打听,还没开口,吴先生就在身后大声喊道:“老乡们,国立艺术大学当年的学生来看你们来啦!”众皆愕然。随后才反应过来,他们三三两两站起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接着七嘴八舌地讲起过去的事来。有人带着我们边走边说,指着一间小土房说,这里当年叫“阿波罗饭店”,平时卖点杂货,还卖馒头和花生米,同学们课间饿了就在这里买东西吃。又有人指着一片水泥地说,这里原来是图书馆。学校搬迁时许多书搬不了,就散落在村里,有的书里还印着光身子男女的图片……说完哈哈大笑。接着对吴先生说“你们还烧着风炉火画李嫂光着身子的像呢!”吴先生也笑了,说“是,是。”吴先生指着旁边一排房子说,这里就是女生宿舍,当时邹佩珠(李可染夫人)、张琳英(董希文夫人)就住这里。
吴先生要找潘天寿先生的旧居,但没人知道。据说有一位邮电所退休的职工最了解情况。我们找到了那里,只见蚊帐里有一人在呼呼大睡,我把那人叫醒,他边揉眼睛边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吴先生说,是国立艺术大学的学生,来找潘天寿老师的旧居。那人打了个哈欠,说道,潘天寿先生他见过,剃个平头,戴付黑边眼镜,拄根文明棍。说那时学校里经常办画展,大家总在七嘴八舌的议论,潘先生走进来,中间一站,文明棍一拄,大家都不敢做声了。
他陪我们一同去找,但潘天寿旧居是在哪位老乡家呢?事隔30多年,当年的老房东多已去世,谁也说不清。吴先生看了几家,房子格局都差不多,觉得不太像。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虽然老房东去世了,家里的后人全然不知从前的事,吴先生肯定地说,就是这一家,那就是这一家吧!看得出,吴先生对潘老师的崇敬和怀念,找到了这个旧居,他的心才落了下来。
故人何时还
1985年我在巴黎时,常去拜望朱德群先生。他说他是和一些流亡学生从贵阳步行到昆明的,一路画了不少速写,可惜都丢失了。赵无极先生也说那段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立艺专迁往四川青木关后,有的学生留在了昆明,如黄继龄、刘傅辉先生,他们成为云南现代美术的开拓者。
2003年,刘先生曾带领省文史馆书画组同仁前往安江村。在一座庙里介绍了当年上课的情况,那里还有许多当年的教室——庙宇、祠堂残存着,但年久失修已破败。现在黄、刘二位先生都先后谢世了,那些如烟往事又凭谁问呢?
有一年的夏天,在晋宁县与县委领导的座谈会上,我说从历史文化上看,晋宁有三宝:一是石寨山古滇墓葬群,二是三宝太监郑和的故里,三是安江村国立艺专旧址。前二者已得到充分的重视,安江村旧址的保护发掘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希望能完整地保存一两个古镇与古村落。后来据说县里班子开会已确定了,决定将安江村旧址的保护项目启动。
我很高兴,想这遗址的题名非吴冠中先生莫属。返回北京后,我在电话中将情况告诉了吴先生,他很高兴,欣然答应了。后来他告诉我,字已题好,让我去取。
吴老将题好的字装在一个中式信封里,我拿出来一看,写着“国立艺专安江村旧址”下边一行小字“难得故人来,忆青春,散尽天南地北。”然后是签名盖印。我说先替晋宁县谢谢您了!但读后边这行小字时却有说不出的感触。吴先生已年近九秩了。安江村留着他的青春、他的梦。但当年那些青春学子,天南地北的都走散了,有许多人已永远见不到了。
故人何时还会再来?这句话凝缩着他对逝去时光的怀念眷恋。我对吴先生说,我也老了,也算得上是“故人”了,许多事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后来的人就更难了。他流露着欣慰的微笑,他说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冬杭州艺专迁往内地,学校在艰辛的流亡生活中到了湖南沅陵,上了一年左右的课,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北平艺专与之合并,林风眠先生即辞去了院长之职。在长沙大火后,日寇气焰更嚣张,学校又被迫经贵阳迁往昆明。先是在昆华中学,后因日机空袭频繁,又再迁往安江村,在那里有近一年的时间。
当时的校长是滕固,他写过《唐宋绘画史》。那时北平艺专的人几经磨难剩下的不多了。有常书鸿先生等人,西画方面后又来了关良先生。潘天寿先生教国画、书法,还教古典诗词,讲授平仄。我问吴先生那里有多少师生,他说因为一路逃难而来,许多人走散了。到昆明后,又招收了一些本地学生(刘傅辉先生即是),大约有300人左右,教职工不到60人,那时上课主要在庙里,基本上一个庙一个系。
原来艺专有音乐系和建筑系,这时已分出去了。保存了油画、国画、雕塑、图案等系……
辞别了吴先生,一路回来,想那个烽火连天的艰危岁月,培养了那么多杰出的艺术家,那些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显赫的名字:董希文、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李霖灿……他们都在那滇池边的美丽村庄里,接受过阳光雨露的哺育;在那里受教育,磨意志,练功夫;从那里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前景。安江村的名字,无疑应写进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
姚钟华(云南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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