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日军俘虏获优待后被感化 加入八路军英勇抗战(2)

对学员的管理，学校坚持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皆由学生自治。学校教育一般分为3个阶段：入校新生，先进行一个月的审查，看其是否有入学的意愿，并考察具备入学资格与否。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接受教育2个月，再转入正规学习10个月。主要开设政治常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等课程，分别由冈野进、赵安博、王学文等人用日语授课。
　　1943年秋，鉴于众多学员们年龄、阅历、入校时间及文化、政治水准的差异，日本工农学校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A组主要针对新生，教育内容为初步的社会主义理论；B组由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组成，且到延安已有一年之久，主讲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C组由文化、政治水平最高者组成，主讲联共(布)党史。三组共同的课程为日本问题和时事，使学员能及时了解日本当时的外交动向和欧亚战况，以及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前途”和日本劳动人民所蒙受的灾难，使他们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失败的必然性。
　　“学校当时有自己的图书馆，藏书约250本，并定期出版刊物。在冈野进的办公室，还能读到2个月内的日本新闻。”李忠全介绍说，学员白天上课，晚上组织讨论。讨论大体分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和读书会三种，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包括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军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等等。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纪念会、报告会和讲演会，辅助教学。如“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纪念日本革命先烈的“三·一五”惨案报告会、“苏联情形”报告会等。
　　通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实现了蜕变。他们在日本士兵大会、反战大会《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中写道：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做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做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看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以前已经知道了日军的非正义和八路军的正义，就迫切地感觉到：无论如何也要打倒我们劳动大众所不能容忍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于是便参加了日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而来延以后，又加入了反战同盟。”大山光美在《我们十四个日本人怎样到延安来的》文末写道。
　　1941年10月，在东方民族大会上，包括大山光美在内的35名日本人，宣誓正式参加八路军。
　　跟大山一样，很多学员陆续或组织或参加各种反战团体，如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1942年6月25日成立)、日人解放联盟延安支部(1944年2月22日成立)等。刘风梅透露，她的忘年交——小林清，原是侵华日军士兵，被八路军俘虏，思想转变后成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负责人。“抗战胜利以后，他还坚持留在中国，娶了一名中国太太，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后来在天津市政协从事统战工作。”
　　重生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1944年6月，日本工农学校还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办了展览会，利用大量照片、漫画和模型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腐败的本质及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
　　为加强反战宣传，学员们在校学习期间，就积极帮助八路军编写标语传单等，仅1943年一年，学校设计印制了32种传单、14种宣传册。当年，仅“觉醒联盟”就散发传单103万份。
　　“他们的传单内容大多是：‘不许打耳光，兵士不是牛马！’‘请保重贵体，快乐的故乡在等待你！’‘迎接白木匣，妈妈泪如麻！’”刘风梅举例说，曲阳日军2个班看了“反战同盟”的传单后，纷纷要求回国，敌军军官竟难以制止。
　　不战而屈人之兵，主要是因为学员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熟知日军士兵的思想、风俗和习惯，与日军士兵没有或较少敌对情绪，可以抓住日军中的主要矛盾和士兵最迫切的需求，并可利用日军中的旧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宣传针对性更强。例如，每逢年节或日本樱花会之际，学员们大量散发日本风味的贺卡和装有生活用品的慰问袋。甚至，有的士兵悄悄写信给学员，索要慰问袋。
　　毕业后，学员们分赴各条战线，进行通信、喊话等抗日工作，有的直接奔赴火线。1942年11月，“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大西对原部队山西省路安县老顶山分遣队中的老乡喊话时，发生双方流泪交谈的情景。又如，“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与清丰县日军一个大队经常通信、宣传俘虏政策后，大队的日本兵与八路军交战时，都大胆抛去武器，逃到八路军中来。
　　“解放联盟”太行支部的砂利男、佳野尺七两位战士，于1945年5月底配合八路军攻势，同赴襄垣白晋线上，对河口敌碉堡喊话。砂利男脚部中弹，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最后，两人都英勇牺牲。
　　刘风梅告诉记者，在八路军中的日本人，1940年，投诚者占7%；1942年达18%；1943年达48%。在整个抗战期间，日军投诚者达746人，被俘者6213人，其中许多人被“潜移默化”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
　　1945年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协议会、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支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支部等5个单位，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军委总部大礼堂，举行了出发纪念大会，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协同八路军解除敌伪武装，后返回日本。
　　“我党对待战俘的政策，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贯彻于战争的始终。”陕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韩伟说，“要知道，国际社会直到1949年才有修订成文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延安时期，中共虽未明确宣布遵循《日内瓦公约》，但以日本工农学校为代表的一系列战俘政策，将战俘视作阶级兄弟，不打骂、不侮辱，尊重人格，生活优待，实质上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具体实践，在有的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
　　李忠全说，1945年8月，美军观察组曾递交过一份长达161页的中国战场心理战报告，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以及日本工农学校的意义。他指出，“日本工农学校在当时争取到一支反战力量，巩固扩大了国际革命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令人瞩目的一页。尤其，日本工农学校的成功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各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1945年6月至12月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3个军事基地，参照日本工农学校的做法，推行了日本战俘再教育的项目。
　　“可以说，日本工农学校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当时，对如何处理战后日本问题也有相应的影响。”韩伟说，日本工农学校播下的和平的种子，在战后仍不断开花结果，成为日本国内促进和平、反对战争的重要力量。1982年，前田光繁回顾日本工农学校的经历时写道：“我们所盼望的是日中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的发展，而且今后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包括我们在内，有几百个日本青年，曾经反对日本军部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和八路军一起工作，如果年轻的一代知道这个事实，将有助于巩固日中友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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