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几分钟,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与会者步入大厅,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无形中就有了一个两枚像章如何同时佩戴的棘手难题。随宋庆龄参加大会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的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言外之意,刘少奇已是身处逆境,半个多月前的纪念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大的公众场合露面。新华社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竟然把身为国家主席也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的刘少奇排在第七位,这已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预兆。
宋庆龄当然已注意到乌云正向刘少奇压去,但她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处世原则。多年来,她和刘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就在前几天,她还对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对此,爱泼斯坦评论道:“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并无恶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蹿到清华大学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刘少奇、王光美开始直接受到批斗。4月,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8月,刘少奇在中南海内受到残酷批斗,右腿被打伤,腰也伸不直了;9月,刘少奇的子女们包括曾是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
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又因为得了肺炎病倒了。四个星期之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地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在对待路易·艾黎的问题上,宋庆龄同样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气。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告诉他,宋庆龄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国女性,她就如一棵参天的大树,巍然屹立在白色的中国。从此,路易·艾黎同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使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当年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是路易·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现在,当宋庆龄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时,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此刻的路易不知怎样了?他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位多么忠于中国革命的好同志啊!不!我绝不能让他被误解。不管怎样我都要讲话,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于是,她不顾自己已是处境困难,义无反顾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亲笔为他写下一封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1968年8月31日
宋庆龄写好这份证明信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两人亲自送给路易·艾黎。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说明,解脱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
来源:文章摘自《宋庆龄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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