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治疗暂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十六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讫。”治疗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明明白白。
鲁迅去世后不久，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与此正相符合：“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他说。‘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我说着。……‘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他婉辞谢绝了。”所提到“雨”即许粤华，笔名雨田，黄源当时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学。
八月七日，鲁迅致曹白：“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信件也不转寄。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同日致赵家璧：“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但就在这一天，日记云：“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自此先是须藤助手钱君，继而须藤自己每日来注射，鲁迅又复“不能离开医生”了。
八月十三日，鲁迅致沈雁冰：“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同日日记：“夜始于淡[痰]中见血。”病情更严重了。
八月十六日，鲁迅致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莫干山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则赴日本的念头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终没有明确说出一个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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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讫。”治疗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明明白白。
鲁迅去世后不久，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与此正相符合：“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他说。‘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我说着。……‘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他婉辞谢绝了。”所提到“雨”即许粤华，笔名雨田，黄源当时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学。
八月七日，鲁迅致曹白：“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信件也不转寄。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同日致赵家璧：“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但就在这一天，日记云：“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自此先是须藤助手钱君，继而须藤自己每日来注射，鲁迅又复“不能离开医生”了。
八月十三日，鲁迅致沈雁冰：“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同日日记：“夜始于淡[痰]中见血。”病情更严重了。
八月十六日，鲁迅致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莫干山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则赴日本的念头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终没有明确说出一个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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