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争概指明末东林党(及其骨血——复社)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说起魏忠贤这个人,在羽翼未丰、初得恩宠之时,的确有可称道的一面。看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干吏,在边关危急之时,毁家纾难的等等作为,就知道为什么明熹宗对他会有“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评价。以袁崇焕的孤忠和耿介,都说他:“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其间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大抵不会是空穴来风。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贤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万民、江山社稷,仅仅是为了‘阉党擅权’找合法性依据而已。光宗早亡,熹宗虽倚重阉党,然而毕竟东林党已经历朝三代,树大根深,实力之强不下于己,双方虽屡屡冲突,却一时难分高低。浙党新来依附,也是貌合神离。昆党、宣党等中间势力也还在观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实,与封建礼法背道而驰,满朝文武与他芥蒂之深,就是拿“离心离德”来形容也不过分。魏忠贤实在不能不有所收敛,以期拉拢人心,并非发自肺腑的“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诚如仲甫先生所言:“非为计及目民之忧乐,徒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长。”
现在的一些商业文人,为了标新立异、摄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圣,不也太可笑了吗?!他在连续获得了昆党、宣党与及部分朝臣、戍边大将的支持以后,所行的罪恶罄竹难书,不是几场政治作秀、几篇锦绣文章就能遮盖的。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更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饕餮放横、并作妖孽,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为了巩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将一大批不满他的官员士子弄得惨死狱中(如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民间学院也被夷为颓垣败瓦。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魏忠贤串联客氏,喋血内廷,任人唯亲,严刑酷法,冒功掠财,箝制舆论,招摇挥霍已为学界共识。当代尤以韩大成、杨欣所著之《魏忠贤传》对其刻画最为穷形尽相。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谏官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除个别条陈略显酸腐无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称实事求是。“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不正是历代官家所擅长的把戏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执政集团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独霸坤纲、口衔天宪、羽翼丰满之前的所谓“亲民演义”、“英明果决”,正是以后变本加厉去蠹政害民的资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李三才、钱谦益、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洗脑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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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贤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万民、江山社稷,仅仅是为了‘阉党擅权’找合法性依据而已。光宗早亡,熹宗虽倚重阉党,然而毕竟东林党已经历朝三代,树大根深,实力之强不下于己,双方虽屡屡冲突,却一时难分高低。浙党新来依附,也是貌合神离。昆党、宣党等中间势力也还在观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实,与封建礼法背道而驰,满朝文武与他芥蒂之深,就是拿“离心离德”来形容也不过分。魏忠贤实在不能不有所收敛,以期拉拢人心,并非发自肺腑的“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诚如仲甫先生所言:“非为计及目民之忧乐,徒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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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李三才、钱谦益、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洗脑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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