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梁启超反袁为何重点策动岑春煊？【2】

为了表达自己的反袁决心，梁启超甚至在信中不惜将自己说成是贪恋权势的政客，只要能反袁，他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他梁启超的名字可以任意使用。他说自己“千万死罪”，既“钻营都参谋”，“又钻营政务委员长”，这还不知足，还要“钻营办外交”，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投机钻营的政治小人，梁启超如此自我解剖，自我嘲讽，实在万不得已，他并不是出于谦逊，而是为取得护国军诸将领的信任。意思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被你们任意利用，只要能反袁，你们怎么看待我都行。也正是有鉴于此，梁启超才要在信中表态，等护国战争一旦胜利，自己即辞去全部职务。


    事实也证明，梁启超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就在1915年的5月17日，也即军务院刚成立不到20天时间，梁启超即再离肇庆，20日抵上海。5月30日，自沪致电肇庆岑春煊等，请辞全部职务。也就是说，自军务院成立不到一月时间，梁启超即辞任军务院政务委员长诸要职。尽管梁启超在护国军任职时间十分短暂，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护国军政府的成立，护国军的组建，反袁斗争的打响，可以说都是梁启超一人主导。研究护国战争，有两点不得不注意：一是护国军政府的组建，核心领导人问题。迄今为止的史料中，一般是将梁启超、陆荣廷作为牵头人，而将陆荣廷作为岑春煊的策动人，而又将孙中山作为陆荣廷的策动人，也就是说，岑春煊的倒袁，是由孙中山策动的。这个问题不但关涉界定岑春煊与孙中山革命派及陆荣廷的关系问题，而且关涉护国战争的核心领导人问题。


    那么，护国战争到底是由谁发起的？领导人是谁？谁参与了武力讨袁？以往的史料，将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认定为是孙中山、黄兴所领导的革命党，也有将护国战争的第一领导人认为是唐继尧，却忽视了第三大势力即梁启超所领导的进步党的力量。事实上，护国战争的最核心政治领导人是梁启超，其次是蔡锷，再其次是岑春煊、陆荣廷，最后才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梁启超是反袁护国战争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其中，梁启超起着政治领袖的作用，起着事关护国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蔡锷则起着军事领袖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梁启超，便没有护国战争，也即没有袁世凯的倒台。


    在梁启超所联络的武装力量中，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分为两个：一是北洋系内部，一是北洋系外部，也即各地独立军阀。北洋系内部力量，主要以蔡锷、冯国璋、段祺瑞等为代表，这些力量，从他们内心来说，基本都反袁，但必须要有一个牵头者，他们精神上的反袁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上的反袁，而梁启超一当挑头，则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反袁者；北洋外部力量主要有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广东的岑春煊、龙济光（龙济光与护国军虚与委蛇，实质是袁世凯的亲信，故应排除在外），此几大势力，均为外部反袁的重要武装力量。云南的唐继尧是蔡锷的拥趸者，龙济光属于广东军阀，与袁世凯面和心不和，一开始有反袁的想法，但后来却表面反袁，实际屠杀反袁志士、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汤觉顿等人。


    在梁启超、蔡锷所有拉拢的反袁政治势力中，岑春煊可说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之一。那么，梁启超为什么如此重视岑春煊？后世人对这段历史颇为费解。费解的原因在于，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领袖，君主立宪的主导者，而岑春煊则是清朝地方势力的代表，属于威震一方的军阀与诸侯，梁启超怎么会联络他呢？


    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岑春煊。


    岑春煊（1861（辛酉年）-1933）是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岑春煊可说是桂系军阀的奠基人，虽为桂系，但其实际影响力几乎遍及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乃至甘肃等地区，可以说，岑春煊及其父是晚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十分倚重的一股重要军事力量。岑与康梁等保皇党人的关系十分密切。1907年他改任邮传部尚书，因屡荐张謇、郑孝胥等人，遭到慈禧疑忌。奕劻又乘机密奏：岑为“康梁死党，不可信”，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丁未政潮”。由于此事件，慈禧迁怒于岑春煊，将其开缺，调离京城，自此，岑春煊在清廷的势力受到重大打击。当年4月17日，岑解职出京，回任粤督，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异常震怒，将岑开缺。此事件被后人戏称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次PS照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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