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梁启超反袁为何重点策动岑春煊？（1）

1916年，正值护国战争进入到最激烈之际，梁启超给南方军阀、时任护国军将领、两广总督司令部都司令岑春煊写了一封信札——岑春煊的反袁其实得益于梁启超的积极协调和他与袁世凯本身的政治斗争。迄今为止的史料中，一般是将梁启超、陆荣廷作为牵头人，将孙中山作为陆荣廷的策动人，也就是认为，岑春煊的倒袁，是由孙中山策动的。


    1916年，正值护国战争进入到最激烈之际，梁启超给南方军阀、时任护国军将领、两广总督司令部都司令岑春煊写了一感情真挚的信。信的原文为：


    乐斋先生鉴：


    别后惘惘。廿一抵沪，小野同行，本拟小住三日即东渡。既至，乃审此间人所相视者何如。盖不问派别，万喙一声，同尼其行，因此旅沪。日人亦生疑沮。仆非敢负公诺责，然事势既不许，耿耿而已。要之，仆千万死罪，在既钻营作都参谋，又钻营作政务委员长，犹不知足，复钻营办外交，怙权贪位如此，罪浮于袁世凯宜也。仆之志事，数月来不肯语人。前在广州鸿门宴席上，发愤之极，无意流露谓我氏名三字苟利用焉而可以有益于国家者，随在可供人利用，无所顾惜。若虑吾操夺某人某处之实权、实力，请千万放心，吾非惟志愿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此言印泉在席间亲闻之。吾在肇庆钻营此两美缺之丑态，肇庆诸贤亦共见之，今袁逆已确成冢中枯骨，灭亡在旦夕，胸中孤愤亦已略泄。担当国事自有人在，仆可以从此辞矣。蓄志办一中学校，久而未成，今当着手。惟袁逆一日未去国，则我氏名三字仍一日甘供利用，决不肯爱惜毛羽而授敌以瑕，此所以报国亦所以酬公也。公为万流所宗，行矣自爱，翘首南望，缱绻何极。


    启超叩头。五月廿四日。


    诸贤同候。


    是信实质为一封表明辞职意图的信，收录于中华书局与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所编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书信》。信中所称“乐斋”即为岑春煊。


    梁启超为何有辞职之意？有必要说明一下此信的写作背景。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启程由天津南下，从事倒袁运动，12月25日，其弟子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次年也即1916年的1月到5月，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5月1日，在梁启超的推动下，两广总督司令部成立，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
鉴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设立只能解决两广统一领导的问题，而其他独立的各省还没有统一领导的机构，为此，两广护国军都参议梁启超提出设立军务院的主张，并草拟《军务院组织条例》。1916年5月6日，军务院成立，举唐继尧与岑春煊为正副军长（实际为岑春煊主导），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军务院的成立，对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是沉重的打击。为了与冯国璋等势力协调反袁运动，梁启超于5月21日抵达上海，旋赴南京。冯等乃在南京举行会议，谋劝袁退位，袁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此信即写于此时。梁启超被举为政务委员长及抚军之后，时论或有梁启超钻营官位、怙权贪位之传言，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梁遂写此信向岑春煊表达反袁决心。


    此信除了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也有对人事纷争的担忧。信中所说“广州鸿门宴席”，盖指这一年5月5日，梁启超偕张鸣岐等赴广州，晤广东军阀龙济光，与之交涉，希望其加入护国军，一同反袁。龙本是袁世凯重臣，时任广东将军，护国军起，于1915年4月6日被迫宣布独立，但与护国军仍不友善，并在4月12日，发动海珠之变，设伏诛杀前来与会的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其中汤觉顿当时是梁启超的代表，一直被梁视为心腹与臂膀。梁启超在此年5月，不计私人恩怨，赴广州“鸿门宴”，在宴席上声明“若虑吾操夺某人某处之实权、实力，请千万放心，吾非惟志愿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梁启超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实在不愿意去贪图什么权力，即便是自己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梁此意是为了消除广东诸军的疑虑。揆诸当时情境，对梁有这一疑虑的，或绝不止龙济光一人。梁此时再对岑春煊旧话重提，更提示此种猜疑并未减少。从梁启超这些书信来看，护国军内部纷争正多，正如梁启超所抱怨“人之难相与也！吾避世之想益浓矣”（《致外国某人书》）。因此，梁启超在书信中，表露出当时已有退隐之心，并且在护国运动尚在进行之时，便屡屡声明此役结束之后，将退出政坛。当然，这种声明除部分表现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为了免除护国军中要人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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