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名臣曾国藩为何五次自杀?(4)

二、曾国藩前三次自杀原因分析

    曾国藩的前三次自杀是在同一天，时间间隔很短，其行为也是处于同样的原因，故放在一起来分析。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笔者认为曾国藩前三次的自杀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与他在这之前的一系列遭遇紧密相联的。

    首先是来自清政府方面的猜忌和防范。咸丰初年，太平军兴，革命形势势如破竹。而清政府却“时承平久，文恬而武嬉，骤闻大乱，愕眙失措”[23]，八旗军和绿营兵早已腐败堕落，不堪一击，慌乱中的清政府不得不从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起委派办理团练大臣数十人在各地兴办团练。[24]曾国藩也被命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25]尚在丁忧期间的曾国藩经不住郭嵩焘“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26]的劝说，遂变计决心筹办湘军。但是清政府实施团练政策时却是异常的“小心谨慎和犹豫不决”[27]，根本原因就是它对地方武装独立军事活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了防止它们变成骚动或叛乱的力量，清政府对之自然是要严加防范和控制了。[28]

    咸丰帝在命曾国藩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事务时，仅授之以“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关防，后又多次更换，以致曾国藩“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奉谕旨，外间时有讥议……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29]。

    湘潭之役后，曾国藩在上请奖叙湘潭之胜的立功将士的同时，自己则另备一个奏折，痛陈错误，自劾请罪。“臣奉命会剿，尚未出境，即有此挫，皆由臣调度乖方所致。深负鸿慈委任，惭憾忧郁，莫可名言。谨据实直陈，请旨将臣交部治罪，以昭大戒，不胜悚惶之至”[30]。不料咸丰帝并不领他的情，如此答复他：“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31]最后竟然革去他原来的侍郎职位，责令曾国藩戴罪剿匪。

    非但如此，清政府在一些小事上也对之不依不饶。曾国藩曾于咸丰四年二月奏请敕将原任湖北巡抚杨健入乡贤祠，不料此事又惹怒了清廷，曾国藩因此又被议革职，改为降二级调用。[32]曾国藩为朝廷拼死拼活，结果因为这一件小事竟然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其心又怎不痛？

    其次，曾国藩在筹建湘军初期时真可谓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经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难。由于清廷不敢给之以大权、实权，曾国藩“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33]。地方官僚和绿营兵乘机对他进行刁难和排挤，致使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34]。在筹建训练湘军初期，绿营兵长沙副将清德与提督鲍起豹便联合起来向湘军挑衅，对之进行了百般刁难。[35]曾国藩虽说是奉咸丰帝之命来帮办团练的，但是地方上的官员多将曾国藩视为客官，并不重视他。“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36]。四处碰壁的曾国藩“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37]，他的兵勇动辄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38]其次，在筹饷一事上曾国藩也可谓费尽了周折。“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39]；“筹饷之事……州县故为阻挠”[40]；“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41]

    在这种“谤怨沸腾，万口嘲讥”[42]的困境中，从募兵、艰难筹饷到购置武器、艰苦训练，曾国藩无不倾注一腔心血。曾国藩“旋驻衡州，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43]。“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贼。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44]。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苦心经营，就是想借机“图此一举”[45]，想借团练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

    但是曾国藩对之抱以很高期望的湘军的实际作战效果却使之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湘军出师初期遭遇了不少的挫折。咸丰四年三月初七日，停泊在洞庭湖湖内的战船因遭遇大风被打沉二十四号，撞损三十余只，水陆各勇也被溺毙不少。[46]曾国藩所带的陆勇因不能与之会合，“猝遇金口大股贼匪数万来犯，遂至溃败”[47]。同一天，王錱所率领的兵勇也在羊楼司地方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月初，在塔齐布与林绍璋在湘潭会战的同时，曾国藩也在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由于太平军早已做好准备，加之湘军水师战船太顺风不能回转，“炮高船低，不能命中”[48]等原因，曾国藩部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但团丁夺命奔逃，官军也随之溃败，弃船上岸，“或自将战船焚毁，恐以资贼，或竟被逆贼掠取”[49]。曾国藩后来虽派陆军来援，但仍阻挡不住湘军的溃逃。湘军“争浮桥，桥以门扉、床版[板]，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50]。曾国藩亲自执剑督战，甚至立令旗于岸上，大呼“过旗者斩”，但是士兵却从旗旁绕过而作鸟兽散。此次战斗，“陆路之勇与贼战半时之久，即行奔溃；而水师之勇见陆路既溃，亦纷纷上岸奔窜。大小战船有自行焚烧者，有被贼抢去者，有尚扎省河者；水勇竟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51]。从一出师到靖港之败，短短的两个月内曾国藩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大船！[52]

    初期连续多次的兵败不断给曾国藩以沉重打击，靖港之役兵败师毁则是彻底摧毁了他的最后的心理防线。自己多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湘军毁于一旦，曾国藩怎能不绝望？他又有何颜面面对本就对之猜忌的清廷和那些以前就对他讥嘲的同僚呢？于是曾国藩便在同一天内投水两次，获救后仍未摆脱绝望情绪，又要写遗嘱准备自杀了。直到得知攻打湘潭的水陆两军大获全胜，曾国藩才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遂打消自杀的念头。[53]

    三、曾国藩后两次自杀原因分析

    时隔八个月之久，曾国藩在同一年的十二月又要自杀了。那么这两次的自杀又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笔者认为这两次自杀前的遭遇与前三次自杀前的处境有诸多相同之处，其自杀的诱因有相似之处。

    靖港之役曾国藩惨败回到长沙后，倍受世人的鄙夷、侮辱和嘲笑，他的湘军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曾国藩“为通省官绅所鄙夷”[54]。对于他的自杀一事，“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55]，“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56]。其同僚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也乘机告发曾国藩的惨败情形，请骆秉章罢黜湘军。[57]

    在遭受了靖港大败之后湘军损失惨重，曾国藩为重新整建湘军又是煞费苦心。后来湘军奉命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58]的策略，其所需军饷、粮草等都仰仗作战地方的供给,而地方官员往往将这些视为额外负担。曾国藩主力在江西作战的时候，按照惯例江西应该全力支援湘军军饷。江西巡抚陈启迈却“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59]，给湘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不仅地方上不全力支持曾国藩，而且清政府也对之继续防范。当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攻克武昌，捷报至京，咸丰帝闻之龙颜大悦，禁不住高兴地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就要赏他二品顶戴，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不料，祁隽藻[60]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这一句话使咸丰帝想起其先祖遗训，他听后默然变色良久。咸丰帝当即就收回了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成命，改赏他为“兵部侍郎”衔，令其整师东下。[61]此后的六七年间清政府再也没有授予曾国藩以总督或巡抚大权。非但如此，他还在曾国藩辞谢署理湖北巡抚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心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62]可怜当时曾国藩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唯恐“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63]，便照例辞谢奏疏。不想奏疏未到，申斥诏谕又到，立功非但得不到赏赐，反又遭到严厉的申斥，曾国藩心里的痛楚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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