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名臣曾国藩为何五次自杀?(5)

 如果说以上是导致曾国藩自杀的潜伏的诱因的话，那么军事上的失败则是导致曾国藩自杀的直接原因。咸丰四年十二月，在湖口之役中，曾国藩部轻率冒进，水师轻便战船孤军深入鄱阳湖，与江内大船相分离。石达开见状立即命令将湖口牢牢关锁，使湘军水师内外的联系中断，继而用小划船围攻大船。“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64]，“被焚大战船九号，小者数号，杂色坐船三十馀号……百馀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阳内河”[65]，随后太平军乘胜继续攻打湘军。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座船被围攻，他身边的几个幕僚被杀，曾国藩急忙逃到罗泽南的军营中避难，这才算躲过了一劫，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家书、奏章等文案全被缴获。是役，兵亡将溃，水师尽覆，坐船被俘，船没粮失，损失惨重……[66]

    见此情景，想到朝廷的猜忌防范，想到官僚士绅的讥笑嘲讽，曾国藩怎又不悲观失望、痛不欲生！无怪乎他这次又要自杀了。

    四、小结

    自己苦心经营、对之抱以很大期望的湘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兵败师毁怎能不使之痛心疾首？朝廷对他的猜忌、防范，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同僚和官绅们的处处刁难、嫉妒，时人的挖苦、讥讽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难当？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给曾国藩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难以承受。当郁积在心头的这些不顺之事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爆发了，从而使曾国藩倍感绝望，遂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当时的曾国藩显然没有足够的承受如此巨大压力的心理能力，但后来随着他阅历的丰富和磨练的增多，曾国藩的心理承受能力渐强，以后面对类似的情况他也就能坦然面对了，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曾国藩后来回忆他的人生历程时这样说到：“吾初起兵，遇攻危，则有死心。自吾去祁门，而后乃知徒死无益，而苛生之可以图后功也”[67]。由此可见他的心理确实是经历了一番大的变化，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他当时的五次自杀和他以后的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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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中的“自杀”概念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的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自杀未遂也是这种意义上的行动”而来。本文中的“自杀”概念包含有实际的自杀行动、自杀未遂和自杀的念头的产生等意义。定义见于[法]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2]曾国藩：《靖港败溃后未发之遗摺遗片》，《曾国藩全集·奏稿》，咸丰四年四月，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39—140页。

    [3]章寿麟等撰，长沙章氏辑：《铜官感旧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4]“余”指李元度。

    [5]《铜官感旧集》，第14--15页。

    [6]《铜官感旧集》，第16页。

    [7]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18页。

    [8]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四，第359页。

    [9]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专刊之二》，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5页。

    [10]王闿运：《湘军志》，《湘军史专刊之一》，第24页。

    [1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湘军史料丛刊》，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页。关于《曾国藩年谱》(原名《曾文正公年谱》)的作者，王澧华先生认为其实际作者并非黎庶昌，而是曹耀湘。见《<曾文正公年谱>笔者考辨》，原载于《历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

    [1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56页。

    [13]李瀚章：《湖广总督请建祠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大连：大连图书供应书社1935年版，第28页。

    [14]同上。

    [15]《曾文正失利于靖港之粤寇》，[清]徐珂编：《清稗类钞·战事类》，北京：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

    [1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曾文正公嘉言钞》，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3页。

    [17]“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见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9页；“曾国藩损兵折将，愧恨交加，投水寻死”，见苑书义、陈振江、邱远猷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水陆大败后，曾羞愤之极，痛不欲生，于靖港对岸的铜官渚准备投水自尽”，见崔之清等著：《天国悲歌：太平天国兴亡实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见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卷2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2页。

    [18]“曾国藩急得跳水寻死，被随从捞起”，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著：《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

    [19]“曾国藩自率湘军水师攻靖港，大败，吓得欲投水自杀”，见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20]“他以为前途失望了，两次投水寻死，被随众捞起”，见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见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卷20，第1322页。

    [21]“曾骇极又欲投水寻死，被部下劝阻未果”，见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第111页；“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又被其喽啰捞起”，苑书义、陈振江、邱远猷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上)，第282页。

    [22]“曾国藩羞愧极了，装腔作势要策马赴敌寻死”，见罗尔刚：《湘军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页；“曾国藩慌忙乘小舟逃入罗泽南营得免，羞愤不能见人，于是又装模作样要自杀”，见华岗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6页。

    [23]郭振墉：《湘军志平议·叙》，《湘军史专刊之一》，第181页。

    [24]《寄谕徐广缙等确奏岳州汉阳失守及敌营分窜等请并着罗绕典赴襄阳防堵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剿捕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四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谕内阁着各督抚传令在籍绅士帮办团练被胁穷民准予自新立功者奏明恩赏》，咸丰二年十二月二日(剿捕挡)，同前书，第180—181页；《谕内阁着在京各部院官员各摔各省在籍绅士办理团练如办有成效即由该督抚奏请奖励》，咸丰三年正月三十日(剿捕挡)，同前书，第646—647页。朝廷先后任命的四十三位帮办团练人员名单可参见罗尔刚先生的《湘军兵志》，第 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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