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国莘莘学子们将奔赴考场,进行人生的第一搏,能否取得优异成绩,几乎将影响他们一生。笔者借此文预祝他们个个取得好成绩,并从旁观者、过来人的角度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人生取舍唯多元,高考之外路很多;二是面对成绩需淡定,生活处处有鲜花。
如今的高考,当然跟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它们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考试内容偏狭,古代科举重诗赋或经义,如今的高考偏理论而轻技能等等,均不足以遴选出真正有用之才;再比如,古代科举凭考试成绩取士,今日的高考同样“唯成绩论”,很难贯彻德才兼备的“取士”标准和高校招生要求。
扯远了,言归正传。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取士制度作为历代王朝的抡才大典,往往跟吏治好坏密不可分,几乎可以将它看作是显示政治清明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北宋前期,政治相对比较清明,科场弊端出现较少,至徽宗朝时,蔡京当政,政治腐败,科场弊端也就越来越严重。南宋立国以后,科场弊端更是积重难返,百余年间一直无法得以根治,究其原因,大致上跟五个历史谜团有关。本文试着一一揭秘,于戏说中,让大家对这一时期的科举有个粗略认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同对待今日之高考一样地对待封建科举制度:没有必要过于苛求。
谜团一:赵构为何冒傻气?
据史料记载,建炎二年(1128)九月,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次殿试毕,御药院按惯例将前十名卷子奏上,请赵构定夺。但赵构竟然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取士当务至公,既有初覆考详定官,岂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进卷子。”此举看似“大公无私”,实际上却贻害无穷:没有了皇权的监督,等于为权臣操纵科举洞开了方便之门。以赵构之一贯精明,他咋会如此冒傻气?
原因恐怕有四个:一是他刚即位不久,对科举制度及其中的得失一窍不通;二是政局不稳,赵构需要权臣股肱左右,所以,适当放权,以换取他们跟自己共赴时艰;三是时处扬州,孤城悬于江北,危如累卵,他实无心思顾及到科举事务;四是玩太极推手,通过不监督,实现其“异论相搅”的制衡策略。
前三个原因好理解,后一个复杂了些。举个例子说明,绍兴年间,赵构曾先后用过多位宰相,其中赵鼎当政时,凡科举试卷与程颐程颢之学不合者,皆遭黜落;秦桧主政时,凡试卷稍涉二程之学者,又全被摈弃。对此,有大臣如秘书省正字叶谦亨等人提出异议,赵构也表示有同感,他宣谕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王安石,诚为偏曲。”话虽如此说,他却不去纠正,个中原因恐怕正是出于“异论相搅”:让两大阵营自己斗去,皇帝正好发挥斡旋作用,实现驾驭臣僚及制衡政局的目的。
不客气的说,由于赵构的主动放权,开了先例,南宋后来的皇帝大多效法,导致南宋科场舞弊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显得更加严重,甚至还对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产生了恶劣影响,使科举制原本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了更大的伤害。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总结思考:没有监督,怎么行?
谜团二:王安石为何最倒霉?
毋庸置疑的是,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思想,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的数十年里,还是很有市场的,举人但凡参加科考,所呈之文,王安石学说多为主流。无论这种“改革”之风是否真正得到落实过,但现象大体上如此。
南宋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极端的改变,二程之学得到迅速发展,独占科考场屋,举人的程文更加僵化,并由此培养出大批理学官僚及其信徒,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学术和政治上的基础。王安石学说自此被完全屏蔽和摒弃,成为不折不扣的“臭狗屎”。这一历史谜团,学术界涉猎者甚少,据赵炎的分析,恐怕跟两个大奸臣有关,王安石是被奸臣连累的,他是冤枉的、无辜的。
据《宋史》记载,绍兴初年,蔡京、王黼等假变法派自诩为王安石信徒,却基本没干啥好事;前文中也提到,秦桧主政时,又把王安石推上“神坛”,表面上推崇王学,暗地里则借“改革”之名,大肆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盘剥百姓。秦桧死后,再上台的宰执,为了表明自己与蔡京、秦桧的不同,一反“阴佑”王学的做法,在科场上又出现了崇程贬王的倾向。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从此倒足了大霉,基本被完全否定。这种“厄运”,恐怕对生活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王安石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另外,由于王安石的“倒霉”,再加上以理学说教程文的试卷,大多空洞而千篇一律,故难以分辨其优劣。为此,从考宗朝起,对试卷程文的格式更加严格,稍越雷池,即遭黜落,从而使北宋后期开始出现的八股文倾向又加深了一步。关于这一点,建议大家去读读王安石的政论文,其风格跟八股文完全相反。
谜团三:川、陕学子为何最幸福?
在南宋百余年的科举历史上,四川、陕西一带的举子最受到朝廷优待,一如今日国家优待少数民族学生。
一是录取名额比其他省份高。绍兴至隆兴间,礼部贡院和诸路类省试(类似于明清乡试)从14人取一名,增加到17人取一名,“自后遂为定例”,“惟川陕类试仍旧”。淳煕十年,川、陕类省试虽增加到“以一十六人取一名”,但仍较礼部贡院为优。
二是朝廷不强制要求川、陕举子到临安府参加殿试,来与不来,“文凭”照发。绍兴五年十一月曾下诏:“过省第一人,特赐进士及第,与依行在殿试第三人恩例,余并赐同进士出身。”由于类省试中获得高第之人“虑御试却致低甲,往往在路迁延,不肯前来趁试”。十八年八月,诏依礼部奏请:“将四川类试合格人,第一等赐进士出身,余并赐同进士出身。今后依此。”也就是压低了不赴殿试者所授的甲第,“自是无有不赴御试者”。
在赵炎看来,朝廷优待川、陕学子,大抵出于两个原因。客观上,川陕两地确实离杭州太远,往返需要数月,着实不容易,需要体谅这个实情。如绍兴四年,礼部侍郎兼侍讲陈与义奏:“川、陕道远,恐举人不能如期”。绍兴二十七年,兵部侍郎兼祭酒杨椿奏曰:“蜀士多贫,而使之经三峡,冒重湖,狼狈万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监试得人足矣。”;主观上,川陕乃税赋重地和抗金抗蒙前沿,搜罗川、陕人才,牢笼当地士心,显得十分重要。应该说,南宋小朝廷对于川、陕举子的优待,回报率甚高,长期的税入支撑且不说,单说南宋末年四川军民与蒙元军队的浴血奋战,就与朝廷优待川陕士子不无关系。
谜团四:“学校升贡”之法为何夭折?
北宋煕宁四年,朝廷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为了“一道德”的需要,立太学三舍法,将太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初入学为外舍;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外舍升入内舍;内舍生成绩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成绩优良者可以直接授官或参加省、殿试。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州县学,企图逐步以学校升贡来代替科举考试。
不得不承认,北宋的这个“企图”是极具前瞻性的,如果得以实现,那么,当时的“高考”就具有了现代高考的意义,而科举制大概在北宋就寿终正寝了。然而,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尽管建立州县学更加广泛,甚至出现了保学(乡村小学),但“学校升贡”的目的依然没有实现,仅太学三舍法被保持下来,并不断得到完善,选才之法还是唯科举一轨,这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很多,主要的有三个。一是王学被弃,因循守旧之风随即笼罩整个朝廷,科举选才制度,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是祖宗家法,牢不可破。二是若采取“学校升贡”,宰执操纵取士的大权势必旁落。由于交通通讯等历史条件的局限,宰执之权不可能施加每个地方,而地方官及学校主事者却能近水楼台,及中渔利,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是宰执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三是实践上的艰难,既无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又缺少变革决心,导致出一个不折不扣的“半吊子工程”。
谜团五:南宋科举真的没有门第之限吗?
许多为宋代唱赞歌的史家,都会列举这一条,来说明北宋及南宋的官民转化是多么的容易,寒门学子是多么的幸福等等。那么,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绝然不是。
在南宋,所谓的“没有门第限制”,那是有条件的。即参加科考的人,必须非“不孝、不悌、隐匿(服丧)、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及“被废疾者”,方得什伍相保,于本贯投牒自进。清楚了吧,这六个硬性条件,其实是相当苛刻、且无法界定的。“不孝、不悌”,谁知道?若举子遇到小人造谣,或人缘不好,“什伍”不给担保,怎么办?后面几个类别更不用提了,基本没得商量。工商杂类人内,只能是“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但真正获得解送的,凤毛麟角。
当然,从不苛求的主旨出发,南宋科举比起元明清三代,还是相对宽松与人性化的,起码没有出现范进和孔乙己之流。整体而言,南宋科举的大门还是面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敞开,出身高低基本不再成为录取与否的依据,这不仅为有宋一代广泛搜罗到统治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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