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赵炎：揭秘南宋“高考”史上的五个谜团

今天，全国莘莘学子们将奔赴考场，进行人生的第一搏，能否取得优异成绩，几乎将影响他们一生。笔者借此文预祝他们个个取得好成绩，并从旁观者、过来人的角度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人生取舍唯多元，高考之外路很多；二是面对成绩需淡定，生活处处有鲜花。


    如今的高考，当然跟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它们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考试内容偏狭，古代科举重诗赋或经义，如今的高考偏理论而轻技能等等，均不足以遴选出真正有用之才；再比如，古代科举凭考试成绩取士，今日的高考同样“唯成绩论”，很难贯彻德才兼备的“取士”标准和高校招生要求。


    扯远了，言归正传。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取士制度作为历代王朝的抡才大典，往往跟吏治好坏密不可分，几乎可以将它看作是显示政治清明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北宋前期，政治相对比较清明，科场弊端出现较少，至徽宗朝时，蔡京当政，政治腐败，科场弊端也就越来越严重。南宋立国以后，科场弊端更是积重难返，百余年间一直无法得以根治，究其原因，大致上跟五个历史谜团有关。本文试着一一揭秘，于戏说中，让大家对这一时期的科举有个粗略认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同对待今日之高考一样地对待封建科举制度：没有必要过于苛求。


    谜团一：赵构为何冒傻气？
 

   据史料记载，建炎二年（1128）九月，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次殿试毕，御药院按惯例将前十名卷子奏上，请赵构定夺。但赵构竟然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取士当务至公，既有初覆考详定官，岂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进卷子。”此举看似“大公无私”，实际上却贻害无穷：没有了皇权的监督，等于为权臣操纵科举洞开了方便之门。以赵构之一贯精明，他咋会如此冒傻气？


    原因恐怕有四个：一是他刚即位不久，对科举制度及其中的得失一窍不通；二是政局不稳，赵构需要权臣股肱左右，所以，适当放权，以换取他们跟自己共赴时艰；三是时处扬州，孤城悬于江北，危如累卵，他实无心思顾及到科举事务；四是玩太极推手，通过不监督，实现其“异论相搅”的制衡策略。


    前三个原因好理解，后一个复杂了些。举个例子说明，绍兴年间，赵构曾先后用过多位宰相，其中赵鼎当政时，凡科举试卷与程颐程颢之学不合者，皆遭黜落；秦桧主政时，凡试卷稍涉二程之学者，又全被摈弃。对此，有大臣如秘书省正字叶谦亨等人提出异议，赵构也表示有同感，他宣谕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王安石，诚为偏曲。”话虽如此说，他却不去纠正，个中原因恐怕正是出于“异论相搅”：让两大阵营自己斗去，皇帝正好发挥斡旋作用，实现驾驭臣僚及制衡政局的目的。


    不客气的说，由于赵构的主动放权，开了先例，南宋后来的皇帝大多效法，导致南宋科场舞弊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显得更加严重，甚至还对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产生了恶劣影响，使科举制原本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了更大的伤害。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总结思考：没有监督，怎么行？


    谜团二：王安石为何最倒霉？


    毋庸置疑的是，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思想，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的数十年里，还是很有市场的，举人但凡参加科考，所呈之文，王安石学说多为主流。无论这种“改革”之风是否真正得到落实过，但现象大体上如此。


    南宋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极端的改变，二程之学得到迅速发展，独占科考场屋，举人的程文更加僵化，并由此培养出大批理学官僚及其信徒，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学术和政治上的基础。王安石学说自此被完全屏蔽和摒弃，成为不折不扣的“臭狗屎”。这一历史谜团，学术界涉猎者甚少，据赵炎的分析，恐怕跟两个大奸臣有关，王安石是被奸臣连累的，他是冤枉的、无辜的。


    据《宋史》记载，绍兴初年，蔡京、王黼等假变法派自诩为王安石信徒，却基本没干啥好事；前文中也提到，秦桧主政时，又把王安石推上“神坛”，表面上推崇王学，暗地里则借“改革”之名，大肆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盘剥百姓。秦桧死后，再上台的宰执，为了表明自己与蔡京、秦桧的不同，一反“阴佑”王学的做法，在科场上又出现了崇程贬王的倾向。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从此倒足了大霉，基本被完全否定。这种“厄运”，恐怕对生活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王安石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另外，由于王安石的“倒霉”，再加上以理学说教程文的试卷，大多空洞而千篇一律，故难以分辨其优劣。为此，从考宗朝起，对试卷程文的格式更加严格，稍越雷池，即遭黜落，从而使北宋后期开始出现的八股文倾向又加深了一步。关于这一点，建议大家去读读王安石的政论文，其风格跟八股文完全相反。


    谜团三：川、陕学子为何最幸福？


    在南宋百余年的科举历史上，四川、陕西一带的举子最受到朝廷优待，一如今日国家优待少数民族学生。


    一是录取名额比其他省份高。绍兴至隆兴间，礼部贡院和诸路类省试（类似于明清乡试）从14人取一名，增加到17人取一名，“自后遂为定例”，“惟川陕类试仍旧”。淳煕十年，川、陕类省试虽增加到“以一十六人取一名”，但仍较礼部贡院为优。


    二是朝廷不强制要求川、陕举子到临安府参加殿试，来与不来，“文凭”照发。绍兴五年十一月曾下诏：“过省第一人，特赐进士及第，与依行在殿试第三人恩例，余并赐同进士出身。”由于类省试中获得高第之人“虑御试却致低甲，往往在路迁延，不肯前来趁试”。十八年八月，诏依礼部奏请：“将四川类试合格人，第一等赐进士出身，余并赐同进士出身。今后依此。”也就是压低了不赴殿试者所授的甲第，“自是无有不赴御试者”。


    在赵炎看来，朝廷优待川、陕学子，大抵出于两个原因。客观上，川陕两地确实离杭州太远，往返需要数月，着实不容易，需要体谅这个实情。如绍兴四年，礼部侍郎兼侍讲陈与义奏：“川、陕道远，恐举人不能如期”。绍兴二十七年，兵部侍郎兼祭酒杨椿奏曰：“蜀士多贫，而使之经三峡，冒重湖，狼狈万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监试得人足矣。”；主观上，川陕乃税赋重地和抗金抗蒙前沿，搜罗川、陕人才，牢笼当地士心，显得十分重要。应该说，南宋小朝廷对于川、陕举子的优待，回报率甚高，长期的税入支撑且不说，单说南宋末年四川军民与蒙元军队的浴血奋战，就与朝廷优待川陕士子不无关系。


    谜团四：“学校升贡”之法为何夭折？


    北宋煕宁四年，朝廷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为了“一道德”的需要，立太学三舍法，将太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初入学为外舍；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外舍升入内舍；内舍生成绩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成绩优良者可以直接授官或参加省、殿试。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州县学，企图逐步以学校升贡来代替科举考试。


    不得不承认，北宋的这个“企图”是极具前瞻性的，如果得以实现，那么，当时的“高考”就具有了现代高考的意义，而科举制大概在北宋就寿终正寝了。然而，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尽管建立州县学更加广泛，甚至出现了保学（乡村小学），但“学校升贡”的目的依然没有实现，仅太学三舍法被保持下来，并不断得到完善，选才之法还是唯科举一轨，这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很多，主要的有三个。一是王学被弃，因循守旧之风随即笼罩整个朝廷，科举选才制度，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是祖宗家法，牢不可破。二是若采取“学校升贡”，宰执操纵取士的大权势必旁落。由于交通通讯等历史条件的局限，宰执之权不可能施加每个地方，而地方官及学校主事者却能近水楼台，及中渔利，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是宰执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三是实践上的艰难，既无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又缺少变革决心，导致出一个不折不扣的“半吊子工程”。


    谜团五：南宋科举真的没有门第之限吗？


    许多为宋代唱赞歌的史家，都会列举这一条，来说明北宋及南宋的官民转化是多么的容易，寒门学子是多么的幸福等等。那么，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绝然不是。


    在南宋，所谓的“没有门第限制”，那是有条件的。即参加科考的人，必须非“不孝、不悌、隐匿（服丧）、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及“被废疾者”，方得什伍相保，于本贯投牒自进。清楚了吧，这六个硬性条件，其实是相当苛刻、且无法界定的。“不孝、不悌”，谁知道？若举子遇到小人造谣，或人缘不好，“什伍”不给担保，怎么办？后面几个类别更不用提了，基本没得商量。工商杂类人内，只能是“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但真正获得解送的，凤毛麟角。


    当然，从不苛求的主旨出发，南宋科举比起元明清三代，还是相对宽松与人性化的，起码没有出现范进和孔乙己之流。整体而言，南宋科举的大门还是面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敞开，出身高低基本不再成为录取与否的依据，这不仅为有宋一代广泛搜罗到统治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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