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苏秦张仪纵横术于治国无益（1）

治平四年九月，至熙宁三年九月出知永兴军，这四年，温公一直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一职，所谓“侍读”，责在读书给皇帝听，因便讨论历史与政事，司马光也常借此而对皇帝有所讽谏。司马光尔英殿进读，皆在朝廷任职时期，至出知永兴军及卜居洛阳，便罕有机会给皇帝本人读书了。

治平四年十一月甲寅，司马光第一次赴经筵读《通鉴》，神宗皇帝当面赐给他序文，待书编成之后写入。据说这个序是出自大臣王珪之手，时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这个“序”写得好不好，另当别论，《通鉴》一书后来历经大磨难，多亏有神宗这个“序”罩着，才避免了被毁板的危险，否则司马光毕生的功业不但要付诸东流，后世也很可能见不到这部皇皇巨著了。哲宗绍圣四年（1097），章惇、蔡卞（蔡京的哥哥）用事，大为王安石诸人翻案，将元祐诸人一律斥为奸党，生者贬窜，死者追回所赠官及谥告，让地方官推倒墓碑。张商英很恶毒，要哲宗皇帝将司马光、吕公著开棺戮尸，幸而哲宗良心尚存，没有照做。章惇、蔡卞二人让中书舍人蹇序辰将司马光等人的一应文字全面收编起来，纤细不遗，“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之戒。”这算是哲宗坏心办了好事，否则司马光的一些文字还真要“沦弃”了。林自乘机乞毁《通鉴》板，太学博士陈瓘想出一个妙招，借出考题的机会，特引神宗序文，以明神考有训。林自看后，大为惊骇＿＿连神宗给《通鉴》作序他都不知道，文士泱泱的大宋竟也有这类蠢人＿＿连忙告诉蔡卞。于是蔡卞密密让人将刻板收拾起来，不复敢议毁板事。

那天，司马光给神宗读了“三家为诸侯论”，上称美久之。

熙宁元年（1068）八月十一日，司马光在尔英殿给神宗进读《通鉴》毕，探讨了一些国事，更多的是神宗在征求司马光的意见。比如河北旱灾问题，谏官难得人的问题。就天下三百多州县多不得人，司马光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皇帝只要选好十八路监司的人选，然后放权给下面，让司监选知州，知州选知县，“则得人多矣。”很显然，司马光的这个用人方法与宋初既定的国策相悖，赵匡胤既受禅，鉴于五代之际地方专权，中央大权旁落的固症，与赵普一合计，让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也就是说，地方州县长官皆由中央选派，这样权利就完全上收，朝廷一纸命令下去，如臂之使指，畅通无阻。而时境变迁，一百多年后的神宗时，中央选拔地方长吏，无非两手，一是看资历，再就是看政绩，而资历并不等于能力，政绩可以做假，于是就鱼目混珠。这些中央委派的官员可能阳奉中央之命，私下里为祸一方也未可知。司马光放权地方的建议，可谓是知时务，亦变了祖宗之法，能说司马光是保守派吗？

几天之后，司马光与王安石，这两个北宋历史上的重量极人物，第一次当着皇帝的面，公开交锋。话题由皇帝该不该破费给臣下赏赐引起，进而谈到经济改革问题。王安石认为，国家用度不足，财政吃紧，不是当今之急务。司马光反驳，国家自宋真宗末年开始，财政用度就出现困难，于今尤甚，怎能说不是当今之急务呢？

王安石说：“财政用度不足，是朝廷没有找到善理财之人。”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回答表示不屑，所谓善理财之人，不过是聚敛之臣，只会盘剥百姓（“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到时候民不聊生，相聚为盗，“岂国之利？”司马光在这里暗用了汉武帝的典故。刘彻为应付对匈奴作战的庞大军费开支，任用商人出身的桑头弘为“财长”，实施了几项经济改革，比如禁私铸钱，盐铁专卖等，将民财盘剥殆尽，从而始国内矛盾逐渐激化，起义、骚乱层出不穷。

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估计是火了，“安有此理！”哪有这个道理呢，拿眼瞧王安石，幸好王安石近视眼，没看真。下面的一段回答则在历史上相当知名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乃桑羊弘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岂可据以为实？”

理在司马光那边，王安石词穷，只得转了话题去。照道理，这一轮辩争，司马光胜出，神宗也认为司马光言之有理，“朕意亦与光同。”只是在第二天尔英殿进读之后，神宗独留王安石秘谈，情势骤转，不几日，王出任参知政事。神宗的心思已然偏向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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