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官贪吏虐”令人发指(2)

令人发指的“官贪吏虐” 


　　《聊斋志异》通过一个个故事，将许多“官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织》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常供”的一种贡品。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下边便变成按“丁口”搜刮聚敛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倾家荡产。对此，蒲松龄这样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其实，贪官污吏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压榨百姓、大发横财的机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廷为了解决噶尔丹作乱，用兵于广大漠北地区。“其地不毛，间或无水”，军粮的供给便成为很大的问题。朝廷决定用钱购买民间骡马运粮。长山一个姓杨的县令，“性奇贪”，便“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这个杨县令竟然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热衷于借机肥私，不但将地方头畜搜刮一空，而且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派兵抢掠商贾的马匹，数量达数百之多。面对这样的暴政，受害人控诉无门，杨县令虽然遭到舆论的讥刺，却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


　　贪官污吏们为了聚敛财富，怎样不择手段、泯灭人性，书中不乏描写。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为家庭矛盾，涉讼官府。“官贪暴，索望良奢”。他一面对臧姑严刑拷打，一面向二成大肆勒索。最后二成不得已将田产悉数卖掉，才结了这场官司。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描写了“湖南巡抚某公”，派人押解饷银六十万赴京，途中饷银被盗，“荡然无存”。巡抚多方追查，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巡抚看到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马上设法补解。几日以后，惊吓而死了。


　　《聊斋志异》对贪官鞭挞的主要矛头所向，或者是“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中高级官员。这当然不难理解，因为高官们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一旦身涉贪贿，其恶劣影响及社会危害就特别严重。而且上行下效，一个贪渎成性的高官，往往成为一群贪官的保护伞，必定会在破坏政治秩序和败坏社会风气方面产生巨大的恶劣影响。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小官大贪，如该书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一些底层官员、甚至那些被称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书吏、门丁之类，只要手中握有一点权力，也往往会对小民多方刁难，百计勒索。而且因为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触，许多具体事务都经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这就为他们残民敛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因此老百姓对这样一些人就更加有着切肤之痛。《聊斋志异》在评事论理时，一般不大用不留余地的绝对化语言，但在谈到对“公役”的态度时，却讲了这样一番话：“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说“公役”无不可杀，自然有点过分，但在这种咬牙切齿的诅咒背后，反映了群众的满腔委屈和无比愤恨，却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为一身的，断狱判案是他们的主要公务之一。司法不公是社会不公最突出的表现，也是贪官们弄权纳贿的主要渠道。贪赃必定枉法，在这方面，卑劣和无耻也表现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张胆。对此，《聊斋志异》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每见今之听讼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官问不及，吏诘不至，其实一无所用，只足以破产倾家，饱蠹役之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愤而已。”这一段话，既揭露了官吏以权谋利的种种手法，又诉说了小民在冤狱面前的悲惨境遇，无异于一篇对黑暗刑狱制度的血泪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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