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兢兢业业无疑是出于实际政务的需要,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他认为“御门不过片刻”,似乎并不看重其在政务处理中的具体作用。个中的微妙应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励精图治的正面形象对于皇帝行使权力的重要。纵观康熙一生,其精勤犹如与文官赛跑,并在这场比赛中,成功地迫使自以为据有最高道德权力的文官俯首认输。二十一年(1682),诸臣因过于劳苦难以堪命,请求康熙推迟御门听政的时间。后又以明朝洪武、永乐等几位令主尚且仅定期御门为由,要求改为“定期视事”,并颂扬他的勤政远迈历代圣王,堪称人君典范。在听到如此赞颂时,康熙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平静,最后只接受推迟御门的建议,对定期之请坚决不允,不让文官在勤政问题上抓有任何把柄的可能。
在生活上,康熙以明朝奢靡为鉴,大力缩减宫中开支。他在一篇《经筵讲论》中明确说道:“国家财赋出于民,民力有限,当思撙节爱养,则国家常见其有余。”并言及:“我朝崇尚朴质,较之当时(明季)仅百之一二耳。”就宫中仆役人数来说,“明宫中人数甚多……以本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所用之数。”就宫中费用来说,“本朝自入关定鼎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二十九年(1690),康熙令大学士等清查明朝宫中每年的用度,并与当时的开支进行比较,既将其作为自己裁省宫中费用的参照,也让“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员遍观”。欲让诸臣确知自己较之明末诸帝“撙节俭约”不啻百倍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四十九年(1710),康熙借佥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之机,再次明确地宣布了宫中的开销。“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先是,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户工两部前此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今十日一次奏闻用过数目,所需钱粮已极少矣。”又说:“朕用钱粮节省如是”,但臣民僭用妄费“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并且指责道:“步军统领、顺天府尹地方该管官员果实心遵行,何至如此乎?”可知,生活上的节俭不仅是康熙树立自己政治形象的手段,也成为其整肃吏治的正当理由。
在政务处理中,康熙则处处表现得果敢,并有意地强化自己这一政治形象。他曾谕大学士等曰:“朕之生平岂有一事推诿臣下者乎?”并列举了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魏象枢密奏重处索额图、明珠,以弭天灾,吴三桂叛乱之初,索额图请斩主张削藩之人以平动乱两事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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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康熙以明朝奢靡为鉴,大力缩减宫中开支。他在一篇《经筵讲论》中明确说道:“国家财赋出于民,民力有限,当思撙节爱养,则国家常见其有余。”并言及:“我朝崇尚朴质,较之当时(明季)仅百之一二耳。”就宫中仆役人数来说,“明宫中人数甚多……以本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所用之数。”就宫中费用来说,“本朝自入关定鼎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二十九年(1690),康熙令大学士等清查明朝宫中每年的用度,并与当时的开支进行比较,既将其作为自己裁省宫中费用的参照,也让“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员遍观”。欲让诸臣确知自己较之明末诸帝“撙节俭约”不啻百倍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四十九年(1710),康熙借佥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之机,再次明确地宣布了宫中的开销。“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先是,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户工两部前此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今十日一次奏闻用过数目,所需钱粮已极少矣。”又说:“朕用钱粮节省如是”,但臣民僭用妄费“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并且指责道:“步军统领、顺天府尹地方该管官员果实心遵行,何至如此乎?”可知,生活上的节俭不仅是康熙树立自己政治形象的手段,也成为其整肃吏治的正当理由。
在政务处理中,康熙则处处表现得果敢,并有意地强化自己这一政治形象。他曾谕大学士等曰:“朕之生平岂有一事推诿臣下者乎?”并列举了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魏象枢密奏重处索额图、明珠,以弭天灾,吴三桂叛乱之初,索额图请斩主张削藩之人以平动乱两事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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