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康熙评论明代君臣:文官罪无可恕 宦官情有可原(9)

(三)强化皇权的有力工具 
　　
　　党争亡明可谓是时人的共识，康熙对此更是大力抨击，认为文官罪不容恕，是明亡的真正罪人。前文已有论述。在其对明末文官结党营私、败坏国家的形象的着力渲染中，清晰地显现出康熙抑制文官势力、强化皇权的政治逻辑。在具体的政务上，他也处处以明亡为由打击文官，强化君权。
　　
　　1·压制文官的口实
　　
　　明代言官虽然品级低下，但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可以对各级官员以及皇帝的政治举措与个人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从制度的设计上讲，它是维持王朝政治机体健康发展的有效组织，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它可能成为各派官僚以公报私、争权夺利的喉舌，也可能成为文官制约皇权的合法手段。明末，言官即沦为了各派政治势力党争的工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时也是文官集团压制皇权的武器，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清朝定鼎中原后，鉴于明末教训，对言官权力严加控制。
　　
　　康熙十八年(1679)，因言官姚缔虞上奏风闻言事，请求开放言路，康熙特召集满汉官员曰:“今将科道两衙门本章情弊，无益国计民生之处，一一讲究。”他首先指出科道言事的弊病:“科道条陈一事，部议准行，又有科道官言其不可者。今日之所谓是，明日又转而为非。朝更夕改，茫无成宪，难取信于天下。岂治道至理哉？”并且认为科道论人往往求全责备，但“因人材不一，有能理繁者，有有操守者，有练习其事者”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认为若不严加防范，于国计民生往往害多益少，并明确指出风闻言事是明末陋习，“若此例一开，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挟制，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诬害良善等弊。”其时，各级官员绝大部分皆耳闻目睹过“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乱象，不能不承认“言官奏事，今若不加处分，恐有借称风闻，挟私报怨者，亦未可定”。
　　
　　四十八年(1709)，针对科道言事的弊病，康熙再次谕曰:“近来科道言事，必有所倚藉，方始上疏。至有关国计民生者，全不念及。如朕因江浙年岁歉收，米价腾贵，令江西、湖广米商报名，不许积囤，沿海一带，禁约不许出洋，闻江浙米价，皆平矣。科道何不言及耶？朕凡遇饥荒，即蠲本年钱粮，及历年逋欠，又留漕赈济，但恐民未必得沾实惠，闻江南有催征蠲免钱粮，以偿已之亏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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