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如何保存至今?（3）

三
战争已经结束，对于战争罪犯，对于他们犯下的包括屠杀、虐待俘虏在内的种种罪行，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时候了。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处理日本战犯的最高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由此拉开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序幕。从12月16日起，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10个城市，先后都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
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有“福建才子”美誉的石美瑜（1992年在美国去世，享年84岁）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李波、徐乃堃、高硕仁、施泳等为检察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李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人为法官，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4个月后，法庭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少将庭长。
10月3日晚上，一辆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入紫金山下的“国防部战犯拘留所”，从上海被押解到此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前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神情沮丧、满面愁容的谷寿夫在走进拘留所的时候，居然向时任所长的文瑞华露出谄媚的笑容。这一瞬间的丑态，反映出这个曾经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对于中国人民的审判，其实是充满恐惧的。
谷寿夫是日本福冈县人，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他曾作为军事研究生赴英国留学3年，出任过日本驻印度武官，长期在日本军界任职。由于他做事手段凶狠，效忠天皇，所以其军阶得以步步晋升，1930年任少将，出任日本东京湾要塞司令官，后又出任第六师团师团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谷寿夫率第六师团从日本熊本出发入侵中国华北。同年12月13日，他又率师团从南京中华门攻入市区，开始了震惊世界的疯狂大屠杀。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1948年11月12日，东京军事法庭判处其绞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对谷寿夫所谓的功绩大加赞赏。日军侵占南京的6个星期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大肆屠杀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达30万人以上，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强暴，全市三分之一的建筑遭毁坏，公私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谷寿夫被调回国内，不久被任命为日本中部防卫区司令官，1939年9月转入预备役。1945年8月12日，谷寿夫再次被其主子重用，任命为日本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但未及赴任，便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为乙级战犯。根据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则直接由受害国家的法庭审判。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将谷寿夫引渡到中国，交给中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8月1日，战犯乘坐的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降落于上海西北角的大场机场。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庭长李良即派令主任书记官李业初率宪兵若干人，用一辆十轮军用道奇大卡车到飞机场等候。
下午6时，一架美国飞机在大场机场徐徐降落，谷寿夫和前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被押解来华。谷寿夫中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绿色军服，脚穿黑皮鞋，手提一只小皮箱，神情沮丧地在美军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同机押解的士兵用钥匙打开铐在他手上的手铐，然后由上海军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铐将其铐好，乘上道奇大卡车，在宪兵押解下，来到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由法庭验明身份，办毕相关手续后，再押至提篮桥监狱（现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监狱内一幢原来专押外国籍犯人的监楼（与关押中国犯人的华人区域分门进出）被盟军借用，从1945年12月起成为专门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对外称“上海战犯拘留所”。当时，从日本引渡到中国的日本战犯大多关押于此，然后根据审判的需要，再从提篮桥监狱移押他处。
两天以后，即8月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讯问。老奸巨猾的谷寿夫在回答问题时避重就轻。当法庭问起他的经历和几次侵华路线时，谷寿夫侃侃而谈，说得很清楚。但当法庭问到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他则时而装糊涂，时而又说没有听说过，还推脱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如此等等。
战犯处理委员会第38次常委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接到命令后，特派该庭副官刘珊率特务营班长和6名士兵，将谷寿夫从上海押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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