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清养济院纳入政府监察体系 民间慈善财务公开（1）

清代慈善活动比较发达，其慈善救助涉及慈幼、养老、济困、救残、助学、助葬等方面。当时慈善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完全由政府开办，如养济院；另一类由民间力量主导，包括育婴堂、普济堂、综合性善堂、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和宗族义庄等。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其监督机制颇具特色。
养济院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监察体系
随着对全国统治的确立，清政府逐步恢复和发展了明朝的养济院制度，在各州县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州县地方官对养济院负全面责任，从接收孤贫、发放口粮到日常事务，均由其管理。日常口粮是养济院最主要的开支，经费全部由政府拨付。因此，养济院的慈善活动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监察体系。
对养济院救济活动的监督，由州县官的上级府、道、督抚以及户部来执行。《大清会典》规定，州县地方官需要将养济院的实在人数按顺序编号，由知府转送上司稽察，有关裁革、病故、顶补、新收等事项，也要随时申明。每到年终，还要将发放给孤贫的口粮、布匹等造册登记。道员、知府每年查勘公事之时，即带原送册籍赴养济院点验。如房屋完整、孤贫在院、并无冒滥，出具印结，年底造四柱册(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申报总督、巡抚，加印后送交户部。另外，还有专职监察人员——御史对养济院的救助活动进行监督。
对救助违规行为的惩戒规定有：如果管理不到位，“房屋坍塌，孤贫不尽在院，或年貌不符冒给者，该管官照违例支给例，降一级调用”“若纵胥役及令为首之孤贫代领，以致侵蚀，该管官照纵役犯赃例，革职”；若符合条件而地方官不收养，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以监守自盗论；上级官员如果包庇，同样要加以惩处。吏治状况对官方救济活动的监管具有决定作用。从乾隆中期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直接影响到养济院的监管，相关规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民间慈善机构实现财务公开
清中期以后，财政日趋匮乏，政府已很难再为慈善活动支出足额经费。慈善机构的重心逐渐由政府向民间转移。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民间的各种慈善活动得到较快发展。
在民间慈善机构初创时期，主要实行管理和监督合一的轮值制，由数人分月轮值，彼此互相监督。如高邮州育婴堂设立之初，“每年十二人为会首，每月轮一人……当众交代下月会首接管。”另外工商领域的各个行业成立公所，开展善举，也是在同业人员内部推选董事，轮流对救济活动进行监管。如苏州面业公所的董事们就称因各自“经营生业，势难常驻公所”，于是决定将“一切事宜”轮流经营。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善堂规模的扩大，多数慈善机构改行董事负责制。其管理者分为决策监督者和执行者两部分，前者负责决定机构的重大事项，监督慈善活动的开展，一般不领薪水；而执行者则常住在堂，支领薪水。
慈善活动是捐助者的自愿行为，取得其信任尤其重要。为取信于人，慈善机构需将收支账目张榜公布，如南汇县清节堂“每届年终，将收支各数、专款逐细造册报销，列榜张示，仍俟费裕，刊录分送，用昭征信”。以后则逐渐发展为刊刻征信录，其内容多为财务收支状况，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以昭众信。主事人一般会借此机会将新旧规章条文、慈善组织创立缘起和沿革，倡办者功绩、历届负责人姓名，以及呈准注册之财产文契、立案之禀稿、官府的告示等汇集成册，一并付印。当时征信录对财务收支状况的记载比较简单，现在能够看到的规模较大的救助组织征信录，多数只记载每年的收支总数，但财务公开无疑是慈善管理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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