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洛阳吕蒙正故里新立“北宋吕氏五相纪念碑” (3)

宋神宗的“国是”是非 


　　庙堂之上，三权并立。


　　看上去有点儿“扯皮”，甚至有点儿像美国总统与参议院、众议院之间的那种“扯皮”，有点儿乱，甚至行政效率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但是，这一体制好不好呢？


　　当然，以当下的标准看，这都是皇帝与士大夫们分权共治，与百姓、与天赋人权还不是一回事儿。


　　但是，就这当时还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呢。


　　长城不是一天垒起来的。


　　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那样的曙光：中国人早在大宋时代就知道至高无上的皇权不是不可侵犯的，它是可以分割而且必须分割的，皇权、相权、谏权三权是可以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


　　这事儿，王安石觉得不错，欧阳修、苏轼有时就会觉得有那么点儿不爽。包括“千古完人”范仲淹，都觉得有那么点儿“扯”了。


　　宋仁宗无为而治，还表现在仁宗朝无“国是”，也就是必须坚持、不容置疑的大政方针，余英时先生称之为“最高国策”或“正确路线”。


　　仁宗任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当新政遭到士大夫们群体反对时，他就果断地停止了新政。李裕民先生认为，仁宗这样做，可以避免“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乱”，仁宗“虽然没有继续用范仲淹推行新政，但他深知范仲淹是一位正派能干的人，并没有去整他，而是让他到一些具体部门去发挥作用。这样的结果是，宋仁宗时期成为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最好的时期，政局十分稳定，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达到空前的高峰，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当然，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格局的出现，还得益于仁宗朝有一批有风骨、惜名节、不怕贬降、直言敢谏的优秀台谏官，如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包拯、唐介等，他们都以敢于言事为荣，都以持禄固宠为耻。


　　相较于仁宗，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国是”。


　　如果仁宗把“庆历新政”作为“国是”的话，那么他就像神宗那样将“王安石变法”进行到底。


　　神宗高举变法“国是”大旗，一番积极努力，谏官相继被贬，三权并立的政治平衡走向崩溃——


　　北宋学者王偁在其《东都事略·王安石传》中列举了王安石对台谏官的贬降：“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顗、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纵观神宗，也不是个“专制狂”。


　　其之所以打破仁宗构建的政治平衡，无非心里装着个挥之不去的“国是”而已。


　　没有“国是”，也许有点儿“扯皮”，有点儿效率低。


　　但是，“国是”来“国是”去，“国是”却将北宋推向了“崩盘”。


　　如此这般，还是没啥“国是”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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