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变成一所学校
1933年,8岁的梁培宽跟着母亲、弟弟一起,搬家到了邹平,租了老乡的房子住。
在他年幼的记忆中,这个县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从东门到西门的一条土路,一下雨街上就是水洼。县城里没有楼房,全县最高的建筑物是天主教堂尖尖的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出门得带手电筒。街上的店铺零散在住户之间,商业活动很少,人们十天左右赶一个集,把自己家里产的东西拿出来卖,再换些别的东西回家。
农村里面,家室兴旺的念想都被寄托在人丁上,十一二岁的男孩,就给娶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希望“早生贵子”。早婚的风气十分盛行。
曾经和梁漱溟一起工作,在邹平实验县掌理过乡村自治、区划、礼俗、户籍等工作的田慕周回忆说,早婚陋习是最让人头疼的,乡学和村学的老师都去劝,给大家讲早婚的危害,可就是劝不过来,收效甚微。
要移风易俗,尽量不用行政手段,而是从思想上去开导,再由其内在需要自发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这是要比行政性的统一安排慢得多、难得多的大工程。
但梁漱溟相信,如果只是一批人,“自上而下”地、“恩赐”式地去带领大家建起一套模式,一时可能做得出个样子来,但农民内在的动力和自觉没有被唤起,这批人走了,一切又逐渐会恢复原样。要实现彻底的改变,得“打动他的心肝,鼓舞他的志趣”。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邹平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同等学力的研究生,研究程序上先做乡村建设基础理论的研究,再根据个人所长做分科研究,比如农业技术改良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农村经济及合作社研究、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等等。第一届招生30名,以山东省籍为限,外省自费前来请求附学的,也酌量容纳,这样的人招进来十余个。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学生是预备到乡村服务的,大概具备初中教育水平,年龄20岁到35岁之间。训练部的课程非常多,从军事自卫技能到农产制造、金融合作、公安卫生和社会调查统计。
实验县的基础行政机构改组则显得更为壮观——梁漱溟取消了区、乡、镇各级行政机构,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制度。村建村学,乡建乡学,“学众”是村民,“学长”是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者,再有精干有为者被选为“理事”,负责集体事务,以期用教育的设施来促成地方基层自治体,用教育的力量来代替行政力量,用教育性之社会组织代替下级行政组织。
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发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当时国民党邹平县党部的矛盾。
据梁漱溟的学生范云迁口述资料记载,当时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规模也不大,就5个工作人员,设在实验县政府斜对面路南的城隍庙里。他们发现梁漱溟等人不按国民党的一套进行,就开始公开反对。他们在县党部门口扎起了两个台子,张贴标语,进行演说,称要“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
梁漱溟的研究部教师里也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时年41岁的茹春圃闻讯后,跑到国民党党部门口大骂,骂得党部的几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最后的结果令当时的人震惊:韩复榘为了支持梁漱溟,直接下令将国民党邹平县党部撤销。
邹平这块试验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干涉,梁漱溟更得以按照自己的一套思路来尽情发挥。几年的时间里,研究院的工作初见成效,有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官员专程来邹平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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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8岁的梁培宽跟着母亲、弟弟一起,搬家到了邹平,租了老乡的房子住。
在他年幼的记忆中,这个县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从东门到西门的一条土路,一下雨街上就是水洼。县城里没有楼房,全县最高的建筑物是天主教堂尖尖的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出门得带手电筒。街上的店铺零散在住户之间,商业活动很少,人们十天左右赶一个集,把自己家里产的东西拿出来卖,再换些别的东西回家。
农村里面,家室兴旺的念想都被寄托在人丁上,十一二岁的男孩,就给娶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希望“早生贵子”。早婚的风气十分盛行。
曾经和梁漱溟一起工作,在邹平实验县掌理过乡村自治、区划、礼俗、户籍等工作的田慕周回忆说,早婚陋习是最让人头疼的,乡学和村学的老师都去劝,给大家讲早婚的危害,可就是劝不过来,收效甚微。
要移风易俗,尽量不用行政手段,而是从思想上去开导,再由其内在需要自发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这是要比行政性的统一安排慢得多、难得多的大工程。
但梁漱溟相信,如果只是一批人,“自上而下”地、“恩赐”式地去带领大家建起一套模式,一时可能做得出个样子来,但农民内在的动力和自觉没有被唤起,这批人走了,一切又逐渐会恢复原样。要实现彻底的改变,得“打动他的心肝,鼓舞他的志趣”。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邹平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同等学力的研究生,研究程序上先做乡村建设基础理论的研究,再根据个人所长做分科研究,比如农业技术改良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农村经济及合作社研究、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等等。第一届招生30名,以山东省籍为限,外省自费前来请求附学的,也酌量容纳,这样的人招进来十余个。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学生是预备到乡村服务的,大概具备初中教育水平,年龄20岁到35岁之间。训练部的课程非常多,从军事自卫技能到农产制造、金融合作、公安卫生和社会调查统计。
实验县的基础行政机构改组则显得更为壮观——梁漱溟取消了区、乡、镇各级行政机构,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制度。村建村学,乡建乡学,“学众”是村民,“学长”是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者,再有精干有为者被选为“理事”,负责集体事务,以期用教育的设施来促成地方基层自治体,用教育的力量来代替行政力量,用教育性之社会组织代替下级行政组织。
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发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当时国民党邹平县党部的矛盾。
据梁漱溟的学生范云迁口述资料记载,当时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规模也不大,就5个工作人员,设在实验县政府斜对面路南的城隍庙里。他们发现梁漱溟等人不按国民党的一套进行,就开始公开反对。他们在县党部门口扎起了两个台子,张贴标语,进行演说,称要“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
梁漱溟的研究部教师里也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时年41岁的茹春圃闻讯后,跑到国民党党部门口大骂,骂得党部的几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最后的结果令当时的人震惊:韩复榘为了支持梁漱溟,直接下令将国民党邹平县党部撤销。
邹平这块试验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干涉,梁漱溟更得以按照自己的一套思路来尽情发挥。几年的时间里,研究院的工作初见成效,有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官员专程来邹平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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