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公知"梁漱溟 用儒学改造社会（3）

“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1986年，刚到邹平县政协文史办工作的郭蒸晨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没有公开出版的资料，包括邹平县政协的文史工作者到北京采访梁漱溟的手写笔录。
这让他对梁漱溟多年来的刻板印象顷刻间彻底颠覆。郭蒸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前觉得，他就是一个老封建、老顽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邹平文化馆搞了一个专栏，谈到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当时第一次知道这个研究院，但是一点不感兴趣，甚至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与‘反面人物’有关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趁着当时参与过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还有些健在，郭蒸晨等人开始抢救式地采访、搜集整理资料。随着昔日画面的一点一滴补全，他们愈发觉得当日乡村建设实验之难能可贵。历史地看，“梁漱溟不仅不是‘老封建’，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并不是骨子里面缺乏民主精神，而只是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以家庭为单位自顾自，这跟西方一直以来集团化生活过强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民主化的道路肯定有差别。所以他一贯主张打破“往西走的迷梦”，不通过追求个人离心于组织的“自由”和“个体解放”来实现民主，而是要训练国人学会在团体生活中扮演角色、承担义务、与别人相处，由适应团体的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培育出国人的政治素养。
团体的经济活动，从农业合作社开始。郭蒸晨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当时的合作社发展得比较成功。生产环节有棉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蜂蜜合作社、蚕业合作社；销售环节有运销合作社；金融环节有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
为了引入科学到农村，研究院建了一个农业试验场，搞各种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科学养鸡、科学养猪的实验，实验成功就推广，一开始无偿提供新种子，再提供无息、低息贷款，以实际的好处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
到1937年，邹平农村“产供销一条龙”的合作社，已经操作得相当市场化了。
合作社的行为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参与者的切身利益，比如统一销售之后，钱怎么分，是全部分完，还是要留一些公共基金？这是与每个人相关的事，不能由个别人说了就算，要农民自己拿主意。村学、乡学的理事，要负责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具体经济事务，谁能承担这个重任，就得大家讨论、选举。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纠纷，地方一些“实力派”自然会想要影响选举，但该如何应对，游戏规则应该怎样成熟和完善，就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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