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为中国着迷”的傅吾康:与胡隽吟结百年之好 （1）

　豪华落尽见真淳 
　　——“为中国着迷”的傅吾康
　　李雪涛


　　一 

　　2007年9月6日，95岁高龄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在德国柏林女儿的寓所驾鹤西去。一句外国的谚语说：“失去一个老人，就等于失去一座图书馆”，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同时又跨越了中西文化的傅吾康，我认为他就是一座图书馆。
　　几年前我在主持编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的时候，曾经对20世纪的德国汉学做过简短的概括——享誉世界的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流亡。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了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由于传统汉学过分强调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西德汉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形成了对中国的误读，以致于使一场原本是反对权威的运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1990年东西德的意外统一，双方的汉学又重新接轨。由此看来，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学科演变的缩影图。除了20世纪初受到帝国扩张影响的一段汉学历史之外，傅吾康经历了后来所有的发展阶段。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按照顾彬教授的说法，福兰阁(Otto Franke, 1862-1946)显然属于“父亲”代，不过他来中国的时间却大大早于1911年，同时他的研究领域也涉及古代和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而傅吾康则属于“儿子”代，非常幸运的是，他躲过了德国的大部分浩劫和全部的战争，在中国待了13年之久。主要在北平的这些年，不仅使傅吾康打下了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同时也让他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北平，由于他能有机会跟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交往，傅吾康也因此拥有了国际化的视野。此外，他也非常幸运地在40岁之前就获得了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的教席。由于冷战期间没有办法跟中国建立起联系，一直到1972年中国和西德建交之前，他根本不可能重新返回中国。他对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刻骨的爱，由于偶然的机会转到了东南亚华人那里。傅吾康建立了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并且在这一方面他的建树亦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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