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马寅初曾因人口论遭围攻 称《光明日报》不光明(2)

　二 
　　1979年春，中央准备为马老平反的决定很快就通知给《光明日报》。十分有幸的是，报社派出的记者就是我。
　　采访马老我很担心马老不接待我。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求他先给马老去个电话，果然很快就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我求的这个人就是曾经担任过《文汇报》发行人、《新民报晚刊》“生意经”专刊编辑的杨培新。他是国内著名的金融学家，当年马老在重庆被封锁在歌乐山上，不准他出外讲演和讲课，不准各报刊发表他的文章，想把马老困死、饿死，这时，杨培新是《商务日报》的采访部主任，是他与《新华日报》的编辑和记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暗中设法将马老的文章取出来，发表在党的这两张报纸上的。而且周副主席还指示，要给马老高稿酬，以接济他生活上的贫困。抗战胜利后，杨培新又与马老一起回到上海，又在《文汇报》和《新民报晚刊》上继续发马老的文章和他的反蒋言行。且因他与马老是同一专业，所以往来更为密切，他出版的几本书，都是马老给写的序。 
　　1979年的一个仲夏黄昏，我与一名摄影记者来到马老家里。淡黄色的阳光从窗前葡萄架的叶隙中洒落下来，有温馨柔和的花香不时飘忽过来。马老兴致很浓，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让家人将他的轮椅推到窗外，让我们给他拍了一张全家的合影。当时马老已经是98岁的高龄了，下肢完全瘫痪，而且听力减退，说话也很费力，当我们告诉他最近报纸上有不少文章呼吁为他平反昭雪时，他的兴奋灶又活跃起来。这样，我们才拍摄下了马老最后一张极为难得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新华社发了通稿。
　　那天，马老由于激动和兴奋，虽然说话很吃力还是同我们说了许多话。马老打听我是学什么的，哪个学校毕业的。当他知道我所学的专业，更是显得高兴，告诉我说：“学经济的一定要研究人口问题！过去的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不研究人口问题，吃了大亏。人口过多，拖住了机械化的后腿，也给四化建设带来很大困难，再不解决人口问题不行了。”
　　我告诉老人说，有的读者来信说：“听到您这位百岁老人还健在，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大家都衷心希望马老健康长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多为我们出些好主意！还有更多的来信，要求我报多介绍马老先生的近况，多宣传马老的《新人口论》理论。”
　　马老听了又笑道：“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实在是不光明磊落，今天你们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归去之后，我怀着像对哥白尼那样崇敬的心情，连忙地把报道文章写出。原来的标题是一大长串修辞语，而且还加了副标题，等到发排时，报社领导对我说：“对于像马老这样的人，一切形容词和修辞语都显得不够分量，马寅初三个字就足够响当当的，震撼人心了。这篇文章莫如就叫《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更显得亲切。”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纷纷，一天一大摞，几天就是一大麻袋。我看到那些读者来信，心里很是激动，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特别是有位读者来信说：“错批了一个人，误增了三个亿！”一句话让我惊呆了。说得多好，多么深刻呀！
　　在这种互相的感召与感应下，我产生了要写一篇报告文学的想法，很快便写出了《记人口学家马寅初》，发表在《当代》上。记得这个名字，也是主编孟伟哉给定的。我还是用了一些特文学性的修辞语作标题，他也说，对于马老这样伟大品格的人，不如就真呼其名。越是朴实，越有震撼力。意见十分中肯，我自然也就采纳了。
　　文章发表后，立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的报刊上都有所转载。不久，我收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老编辑的来信。我们素不相识，他只是看了那篇文章产生了想法，建议我为他们出版社写一部马老传记。虽然当时没有做最后决定，但我心里边却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追求，理由也很简单，马老的高大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底里，就像埋藏得较深的一颗火种一般，不时地被微风吹起火苗，不由自主地熊熊燃烧起一片激情。于是，我便利用当记者的便利条件，出差时凡是路经马老生活过的地方，都要做一些实地考察。对我影响最深的，是1982年那一次，我利用会余时间去了马老的故乡嵊县浦口镇。在马老祖居的宅院里，我见到了马老的侄子马本讷。他不仅给我讲述了这个大宅门的风雨沧桑历史，还领我到了镇子前后许多山山水水的地方周游了一遍，让我由地及人、由史及今地做了一番详细考察。而当我到了黄泽江畔，在江湾山脚深处，在幽深邃密的青山峡谷里，见到那茂密丛生、劲节挺拔的翠竹时，便产生了决定要写好这本传记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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