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于1912年7月24日的傅吾康是福兰阁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了，福兰阁在当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的氛围中长大的，作为汉学家的幼子，他的孩提时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汉学家从事汉学方面的基础训练，并于1932年7月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译文凭资格。1935年他在佛尔克教授那里作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这篇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的论文，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论此书，这对年轻的汉学家来讲无疑是莫大之鞭策。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到中国，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后到达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呆就是整整13年(其间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参与了“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从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二十余种。
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学德国的胡万吉(雅卿)先生的千金胡隽吟(1910-1988)女士相爱，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会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他们终于结为百年之好。
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1897-1981)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谋得了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的位子，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负责汉学研究西文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的编辑工作。在成都两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1905-1993)教授的邀请，接替了由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去了华盛顿大学而在北大空出的德语教授的位子。在北大期间，傅吾康与季羡林(1911-2009)等学者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战后的德国乃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也在着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坏的汉学系。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此时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本来就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再加上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1963年—1966年期间，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够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马来西亚做客座教授，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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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12年7月24日的傅吾康是福兰阁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了，福兰阁在当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的氛围中长大的，作为汉学家的幼子，他的孩提时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汉学家从事汉学方面的基础训练，并于1932年7月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译文凭资格。1935年他在佛尔克教授那里作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这篇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的论文，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论此书，这对年轻的汉学家来讲无疑是莫大之鞭策。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到中国，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后到达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呆就是整整13年(其间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参与了“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从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二十余种。
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学德国的胡万吉(雅卿)先生的千金胡隽吟(1910-1988)女士相爱，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会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他们终于结为百年之好。
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1897-1981)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谋得了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的位子，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负责汉学研究西文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的编辑工作。在成都两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1905-1993)教授的邀请，接替了由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去了华盛顿大学而在北大空出的德语教授的位子。在北大期间，傅吾康与季羡林(1911-2009)等学者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战后的德国乃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也在着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坏的汉学系。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此时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本来就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再加上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1963年—1966年期间，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够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马来西亚做客座教授，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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