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徐悲鸿书札补白个人史感情遭阻挠曾破口大骂（2）

民国时期的出版商，往往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销机构。小的书商靠代销、赊销的方式，而大的出版商直接开设分局，例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专门的分局。有的甚至开到了新加坡、日本等海外。
中华书局南京分局旧址，至今仍屹立于南京市白下区杨公井，是一座具有典型民国风格的两层小楼，现在是南京市古旧书店的店面。南京是大地方，中华书局在这里设置分局，自然是众多地产开发商争夺的一项大标。关系自然就通过各种渠道，托到了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那里。1932年9月7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弟之房屋，为此间新华公司建造，其经理卞君人极笃实。此次尊处宁(南京)分发行所，新华亦往投标，倘其价格在可能范围内，乞兄为力玉成其事。好在尊处派有工程司监工，无有不妥者也。宁局位置适居要冲，故各公司皆愿承造。”可见竞争很激烈，而这位卞经理辗转托了大名人徐悲鸿，自然中标是不在话下了。
徐悲鸿之所以能和舒新城关系如此密切，实是因为舒新城能与之惺惺相惜。舒新城本人也是学者、教育家，对学术、文化具备独到的眼光，所以有充分的度量善待作者。在这批信札中可以看出，徐悲鸿经常是走到哪里，就要中华书局将稿费支付到哪里，而舒新城从不拒绝。甚至徐悲鸿要求将稿费提取部分，送与岳丈、岳母，舒新城一样照办。可惜因为徐悲鸿与夫人不睦，这笔钱被老泰山不客气地退回来了，舒新城也不以为忤。这是后话不提。
《悲鸿绘集》印成，徐悲鸿就迫不及待地与舒新城讨论起营销方法来。1931年3月3日，徐悲鸿致舒新城：“《悲鸿绘集》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定在两元，精装者“尚须编号，自一至二十并须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贵，此类把戏欧洲习见之。其价至少四元。如散原(即陈散原)诗集大可如此做，因彼声望足以号召也。由贵局开风气，不亦可乎？”
这大概是国内签名售书营销方法的最早史料，而由中华书局“开风气”。时下遍布全国的签名售书，其手段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肇端了。
补白个人史：
感情遭到阻挠
徐悲鸿在信中破口大骂
徐悲鸿一生情感很是波折。对于情感纠纷，有些人是避而不谈的，可徐悲鸿并不是这样，反而到处向朋友倾诉，所以书信中这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
徐悲鸿早年家里有一位妻子，因是包办婚姻，家里人强迫他举行了婚礼，并生了一个儿子，但不久妻子逝世，儿子也因出天花夭折。1917年，徐悲鸿与心仪他已久的蒋棠珍私奔到日本，终于结为伴侣。
徐蒋二人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患难生活，渐渐有了隔阂。据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1930年12月14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太太入都矣，小诗一章寄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正与蒋碧微的回忆相印证，可见此时徐悲鸿的复杂心情。蒋碧微回忆：“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都在痛苦煎熬中度过，我们两夫妇本来就没什么话可谈，如今更是分外的疏远。”1931年暑假，徐悲鸿突然在宴会上离家出走，乘火车前往上海。谢寿康赴上海寻找，徐悲鸿坚不回南京，最终答应到庐山牯岭陈散原处盘桓。经谢寿康斡旋，蒋碧微也携子来牯岭与徐相会。
在与蒋碧微感情逐渐冷淡的同时，徐悲鸿认识了学生孙多慈，并与之感情日渐深厚。自1931年开始，徐悲鸿希望孙多慈早日成名，即推荐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印制画作。1935年4月8日，徐悲鸿嘱孙多慈携画稿赴中华书局，请舒新城为孙集作序，并致信舒新城称：“前承兄为慈刊集，感荷无量，知真赏不必自我，而公道犹在人间，……兹嘱其携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无经验，惟祈足下代办安善。”
五日后，又致信详细安排孙多慈出版画集事宜，为早出书以满足孙多慈的迫切心情，语气极为恳切急迫，称孙多慈“孩子心理，欲早观厥成，……特请弟转恳早日付印，愈速愈妙，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又看弟面，三日出书，五日发行，尊意如何？……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莲花，其光芒应被全世界。”此后6月20日、6月26日、7月8日屡屡催印，甚至要求“他日慈集出版时，各分馆内须广为宣传”。
1935年7月13日，徐悲鸿为孙多慈办理赴比利时出国留学事宜，致信舒新城，要求“请速将慈集两册送至亚尔倍路中法工专褚民谊(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孙多慈赴比利时留学，需要获得此委员会的资助)先生收。拜祷。此事若不成，弟精神将生重大变化，可叹可叹。”
但在这个时候，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也采取了报复行动。她找到褚民谊，把徐悲鸿和孙多慈的事讲了一遍，褚民谊当即告诉他：“这件事(留学的事)没有希望。”孙多慈也因失望回到了老家安庆。于是我们从1935年8月8日的信中，可以看出徐的失望：“弟在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愿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此时彼困守安庆，心戚戚也。”但舒新城也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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