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从北川人编的地方文献上读到一个“刘自元移碑”的故事。据说清朝时,北川的汉番界碑原来在白草河下游距治城只有四十五里的大鱼口。当时有一个白草番民刘自元,从小就好读圣贤书,爱慕华夏文化。他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努力习经学诗赋,终于通过了乡试。当时只有汉民可以参加县里的考试。所以当他参加县试时,有人向主考官检举,说刘某是“番民”不得应考。刘自元辩称,自己是归化之民,居住在汉人地界内,并说有碑为证。主考官就与他相约一起去勘界。在半途过夜时,刘自元趁着夜晚赶往大鱼口,将汉番界碑背起,连夜移到北川与松潘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第二天,主考官见界碑还远在上游地方,就许他参加考试了。
在这两则故事中,石碑皆是汉、番的界碑,然而故事中“石碑被迁移,番地成了汉地”,则隐喻着白草羌被打败后本地的族群认同变化。治城位于白草河汇入湔江处,原来治城以北,也就是整个白草河流域,都是羌人村落分布的地方。但明代以后,白草河由上游的片口,到中游的小坝、开平乃至下游,各地村落居民都深度汉化了。
以上两则故事中发生在一夜间的“边界迁移”,事实上是一二百年本地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浓缩版本。有趣的是,在第一个故事中,造成边界变迁的是汉人边官何卿的狡猾。第二个故事,却是羌民刘自元以狡猾手段让自己成为汉民。
这故事的另一个隐喻则是,读书应考也是进入汉界、成为汉人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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