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一场历史的"罗生门"(2)

我们都是历史“歌手”，时常将它唱成“荷马史诗”
帕里去世以后，他的学生洛德接过他的学术薪火，他后来在1960年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叫《故事的歌手》。这里出现了一个“歌手”的概念，我们记住这个“歌手”，后面我会多次提到。洛德在这本书的开篇引言中就强调，“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荷马是我们的故事的歌手。而且在一个更大的意义上，荷马也代表了从洪荒难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的歌手。我们的这部著作也是关于荷马以外的其他歌手的书。他们中的每一位，即使是最平庸的一位歌手，也和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荷马一样，都属于口头史诗演唱传统的一部分。现代歌手无人可以与荷马并驾齐驱。”
同时，他在对另两位学者就《伊利亚特》之中关于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分类描述所进行的阐述，提出了质疑。他说：“任何一个主题，甚至包括一种分类，都会在时间的推移中显示出其间的变异。故此，不能企望它保存着‘历史的真实’……在史诗中呈现了事件，但是，相应的年代编排是混乱无序的。时间被缩微到了一支望远镜中。岁月流逝，各个不同时期全都被排列组合到了眼下的表演之中……口头史诗呈现的只是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
由这儿，我就想到我所调查的老舍之死，以及以前我们印象当中的老舍之死从何而来。它是不是有很多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或者说，老舍之死是不是只是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重新塑造和建构起来的？人们口述的关于老舍之死的那些叙述跟老舍之死真实的历史真相是不是相吻合呢？换言之，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老舍之死，是否也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了许多“特定形容词”编纂而成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个给我们的困惑是什么呢？并非它的作者是谁，因为所有向我口述的人，也就是我所采访的这些人，都是有真名实姓的，谁谁谁，什么单位，多大年纪，1966年的时候担任什么职务，等等，全是具体而翔实的，同荷马不一样。困惑来自于史诗本身，并非作者，因为“歌手”都是有名的。而洛德讲到“歌手”作用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对歌手来说，歌就是故事本身，歌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在歌手看来，改变它就意味着讲述了一个不真实的故事，或歪曲了历史。）在歌手的观念中，他专注的稳定性并不包括词语，对他来说，词语从来没有固定过，而且故事的那些非实质性部分也从来没有固定过。他把自己的表演和我们所认为的歌，建构在稳定的叙事框架上，这就是歌手感觉到的歌。”显然，“歌手”感觉到的歌是真实的，他便拿它当真实的再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而一代一代听了“歌手”叙述的歌的“歌手”，又将他所接收到的叙述一代一代往下传，到了我们所能够接收的“歌手”向我们描述历史情形的时候，离那个最初的“歌手”就已经相距甚远了。而最初的“歌手”所传唱的故事，也可能早就已经不是历史原来的本真了。
历史是一只精致的瓷瓶，发生的瞬间就打碎了
对于老舍，我们把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批斗时所发生的事情，简称叫“八二三事件”。当几十位叙述人把历史的记忆凝固在那一天讲述的时候，如果你只面对一个叙述者，你相信他说的是历史真实，便记录下来。然后，与其他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再去作对比，你会发现怎么差得那么远，怎么那么多人会在某一个历史的细节上，说法截然不同。比如，1966 年8月23日，老舍先生为什么那天要去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这还算简单的。那天上午，老舍先生是几点到的？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由他的司机用专车接他去的，还是他自己坐的公共汽车？说法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穿着白衬衣、蓝衬衣，还是穿了外套？不一样。中午，老舍先生没有回家，是因为司机罢工不拉他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各说各话。下午，发生红卫兵冲击文联，把许多文化人揪斗，后来押到孔庙去“焚书坑儒”，文联内部到底是谁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到今天这个谜都没有解开。试想，经历过那一事件的人，在事情过去了三十年以后，当他想到自己可能要为那个事件承担某种个人历史责任的时候，他敢承认是自己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吗？所以，这也就带出了口述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即随着时过境迁，历史的当事人可能调整了心态。可能因为当初自己所处那个历史事件当中的角色和立场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构记忆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重新编排了。换言之，如果说“八二三事件”是一个瓷瓶，在它发生的瞬间就已经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们今天只是在捡拾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碎片而已，并尽可能地将这些碎片还原拼接。但可能再还原成那精致的瓷瓶吗？绝对不可能！西方有史学家强调，在历史发生的瞬间，已发生的历史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历史永远不可能和它见证者的口吻相一致。
这样的话，已经过去的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来，尽可能地逼近那个历史真相，还原出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历史所带给我们应有的启迪或启发。如果历史陷入了虚无，我们也没必要读历史，因为没有真实可言，历史就是故事，历史就是小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老舍先生的遗体在太平湖被发现后，是如何打捞的，有三位“歌手”所唱的三个版本，该如何甄别？这对于研究老舍及整个事件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如何被红卫兵揪出来？如何被送到孔庙去批斗挨打？又如何被送回文联？如何在那天晚上被扭送到派出所？一天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的细节，诸多口述者的所说，很难在某一个点上完全统一，支离破碎，都是散在地上的一个个碎片，几乎无法把它拼接起来。如果能找到哪个事情和哪个事情能够相连，或许还容易把它做成一个复原品，但是现在，这片和那片根本就找不着，根本就不相连。因此，这也就造成了制造神话的空间，这是历史产生这种被塑造成神话的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
关于“老舍之死”，从认识上，主要是三种说法，“抗争说”、“绝望说”、“脆弱说”。大体上有三类学者。第一种把“老舍之死”理解成是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抗议“文革”，是要舍生取义，与屈原同例。
持“绝望说”者认为，老舍先生一直在挣扎。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先生曾经度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精神状态也很好。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初运动一个接一个，老舍先生感到内心困惑，挣扎，煎熬。虽然在“文革”以前，很多政治运动都没有牵扯到他，但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很多朋友被牵连进去，被批判，被批斗，直到“文革”，灾难找上门来，躲不开了。他绝望，用今天的时髦词叫失去了精神家园，于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持“脆弱说”者认为，老舍先生是因为内心脆弱经受不起打击而投湖。他们多是经历过建国以后一次或两次甚至三次的“老运动员”，经历过一些磨难，所以到“文革”时，他们觉得“文革”的灾难对于自己来说不过是旧伤口上又添了一个新伤而已，可能比以前疼得更厉害点，却可以忍受。他们觉得，老舍先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是在政治上坐顺风船，一帆风顺，从来没有经受过任何的磕磕绊绊。所以当“文革”的风雨来了以后，一下受不了了，他脆弱的心灵，脆弱的精神根本承受不住这命运的一击，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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