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科举制度绝非万恶 学者:公开公平是最大亮点(2)

八股取士也有合理之处
如评分标准公平一致 能够考察考生的能力
唐代对科举考试限制稍严，宋随唐制；明不再限工商子弟、杂役；清限罢闲官吏、犯罪家族、倡优之家、守孝者；当然，限女性，但太平天国时期放开此限，南京还出了一位女状元傅善祥。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如唐代尹枢70多岁中状元，王维21岁、白居易17岁中进士，宋代晏殊7岁中进士。
唐代科举分文科与武科，常科与制科。制科即制举，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种特殊人才；常科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余科，宋以后以注重诗赋的进士科为主。进士科不及明经好考，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代常科生源有生徒和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乡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在唐、宋、金、元时称省试，在明、清时称会试。
唐代第三层级的考试由吏部主办，又称为“释褐试”，通过的人就会被授予官职，不再穿百姓的褐衣，科举程序为乡试、省试、吏部试；宋代增设殿试，程序为乡试、省试、殿试；明代分乡试、会试、殿试；清代在三试前加童生试，中试者为生员，即秀才，第一名称“案首”；乡试中试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中试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中试者为进士，第一名称状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第一名，称“连中三元”，这在封建社会是无上的荣宠，科举史上共有17人“连中三元”，其中有3人实际只中了两元，乃朝廷为制造盛事而附会得来。“连中三元”的名人有白敏中(白居易堂弟)、王曾、宋庠、黄观、钱棨等。历史上还出现过3位“武三元”，明朝的尹凤、王名世，清朝的王玉璧，南京“三元巷”即是纪念尹凤的事迹。
科举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问义、策问、诗赋4种。帖经就是“填空”；问义分墨义和口义，如问“作者七人矣”，须知是《论语·宪问》所说伯夷、叔齐等人；策问从西汉沿袭而来，是有关时事政治的系列问答题，白居易曾出过“如何改进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农贫商富”等策问题目；诗赋要求考生当场作诗赋各一篇。唐代以诗赋取士，明清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固定段落组成，句型、字数都有规定，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为正文，两两对偶，限300字，500字，700字。现代人对八股文的印象不佳，其实八股取士也有合理因素，如评分标准公平一致；指事类策，谈理似论，持律如诗之严，取材有赋之博，能够考察考生的能力。
科举面向社会 不拘门第 公开考试 公平竞争
虽有积极意义 但也有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有计划、有步骤、持续地选拔出大批人才，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来源，许多武举精英成为栋梁。唐宋八大家里有七位进士，一位举人；唐代的房玄龄、王维、颜真卿、白居易、张九龄、贺知章、柳公权，宋代的寇准、范仲淹、沈括、司马光、包拯、吕蒙正、文天祥，元代的施耐庵、刘伯温，明代的于谦、张居正、史可法、王阳明、汤显祖，清代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刘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翁同和、张謇等人皆考中进士，其中更不乏状元。即便是没有考中进士甚至举人的人，如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罗贯中、关汉卿、海瑞、吴承恩、李时珍、蒲松龄、吴敬梓，也曾是“卧碑中人”。此外，科举制有效地制衡、调节着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并打破朋党之私，强化了中央统治功能——官员都是天子门生，也就减轻了地方力量坐大的情形。
科举以成绩录取，专重才学，广泛、持久而强烈地激发了学子发愤求学的热情；科举生源“学历”资格的限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科举造就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教育事业的兴盛与变革，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传播，都与其活动息息相关。传教士将科举制传至西方，可以说，西方国家早期的文官考试制度，从中国经验借鉴而来。不仅如此，明代安南(古越南)、高丽、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之士在本国乡试，准至京会试；日本三百遣唐使回国后推行“大化革新”，建立大学寮、国学、府学等，学习儒家经典，授予毕业生“进士”、“明经”、“秀才”，使日本步入封建社会；新罗(朝鲜古国)按对儒家经典精通的程度，选拔和任用上、中、下三等官吏，高丽金涛在朝鲜“乡试”，在明朝中三甲第六，授县丞，后任高丽宰相；而在安南(古越南)，即使最贫穷的男性农民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有众多的文官通过科举崛起于贫困之中。
但科举制度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如程式化的考试摧残人们的心智，造成空疏学风，导致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科举凌驾学校之上，应试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使教育变成了科举的附庸。科举还产生了舞弊请托之风，考试的保密制度有糊名、誊录、锁院等，糊名是把姓名隐藏，誊录是为防止串通阅卷人的考生在卷纸上做记号，因此重新誊写一份，但又有了“勘磨”一说，是买通誊录者修正卷纸上的错误。有些科举考试中，非成绩因素严重影响取舍，如明代状元兼以貌选，建文二年殿试，嫌王艮其貌不扬，状元换以胡靖；更有以名字奇异、犯讳而被黜者。科举控制卧碑中人，唐太宗有云“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科举还强化了男尊女卑等。
(本报记者吴云青根据王运来教授5月9日在南京大学的讲座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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