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鲁迅与黎烈文的忘年交(1)

鲁迅和黎烈文在为革命文化事业的共同奋斗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经营《自由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鲁迅发表在《自由谈》上的大量杂文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自由谈》及其主编黎烈文便自然引起反动当局及文化界黑暗势力的嫉恨与攻击。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离任。继任张梓生仍然坚持黎烈文的改革精神，因此，鲁迅的文章得以继续在《自由谈》发表。鲁迅所说“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不过是掩人耳目，也是对张梓生的保护。然而同年10月31日张梓生亦被迫登启事离职。但反动派仍不甘心，就在黎烈文离任半年后的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被特务杀害。
　　而那时适值黎烈文丧妻不久，报社的工作繁忙而又面临政治压力。可以想见，他是背负着家庭不幸，冒着政治风险从事《自由谈》的编辑工作的。鲁迅深知他的杂文对《自由谈》和主编黎烈文造成的影响。他在黎烈文还没有离开《自由谈》的1933年10月27日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无歉意地说:
　　其实现在之种种攻击，岂真为了论点不合，倒大抵由于个人，所以我想，假使《自由谈》上没有我们投稿，黎烈文先生是也许不至于这样的被诬陷的。鲁迅又说:“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终归活不久。”因此鲁迅与黎烈文互相支持，紧密配合。他充分体谅黎烈文的处境与难处，密切注视文坛上的风云变幻，通过变换笔名，选择题材，调整写作风格等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供稿，积极支持黎烈文的工作。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机关和“文探”、“叭儿”，同时要体谅黎烈文的难处，而又不肯放弃文章的战斗使命，鲁迅在致黎烈文的信中表达歉意以及写作中的多方考虑与良苦用心，显示了这一对忘年交为了进步的文化事业勇于担当，互相关照与心心相印。如在寄出《文章与题目》、《新药》两篇之后，鲁迅即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态度及对《自由谈》的支持:
　　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入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
　　当《自由谈》和黎烈文遭到围攻时，鲁迅在信中安慰并鼓励道，“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且在另一封信中又进一步说，“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不可不炼也”。
　　鲁迅致黎烈文书信中的这些肺腑之言，既有诚恳的歉意，又是对黎烈文的真诚的支持、鼓励、关怀与安慰，具有对黎烈文抚平创伤的意义。
　　同时，鲁迅还在信中向黎烈文传授斗争经验。他告诉黎烈文，“漂聚于上海”的“新文人”，“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他并且进一步传授斗争经验:“但倘遇此辈，第一且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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