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康有为海外流亡16年：住豪华酒店吃美味大餐（5）

　保皇主张大势已去 
　　如果说，华侨们最初积极向保皇会捐款是基于忠君爱国思想或对康有为个人的倾慕，那么，当保皇会屡屡投资失败，康有为许下的众多空头支票无法兑现时，华侨们对保皇会也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其实，即便是保皇会的核心人物，也越来越明显地在分化。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和欧榘甲表现得尤为突出。
　　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定居日本后，读了很多日文新书，其中的新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康有为开始环球旅行以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人士的往来更加频繁。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同门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会面中，他们经常谈到革命等与保皇立场完全相左的话题。
　　不久，梁启超以13名同门师兄弟的名义，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国事衰败至此，只有改造成共和政体，才能挽救危局。光绪皇帝贤明，革命成功以后，还可以竞选总统嘛！至于南海先生，“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当时只有40多岁的康有为，当然不想退隐山林，自娱晚景。看到这封大有欺师灭祖之嫌的书信，他怒不可遏。为了遏制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倾向，他把这些彼此应和的弟子纷纷调往世界各地的保皇会组织任职。同时，康有为牢牢把握住保皇会的财政大权，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有丝毫动摇。保皇会中许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封建家长作风大摇其头。加拿大保皇会的华侨主力李福基等人，担心会内矛盾“愈激愈深，势将决裂”。
　　马洪林教授认为，康有为之所以反对革命，主要是怕中国会陷入长久的内乱之中。他曾经断言，中国要进行革命，就不止像法国那样129万人流血，而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在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不独康有为一人。为了扫清这一思想的影响，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保皇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期发表了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指名批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说是妖言惑众。
　　保皇会下属的《新民丛报》立即应战。虽然此前梁启超的立场摇摆不定，但这回他还是选择了替师出征。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常常嘲笑《民报》的诸位主笔邹容、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可越到后来，梁启超越显得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了，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连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也接连出错。
　　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却坚持乘胜追击，“犁庭扫穴，不留余种”。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彻底以失败告终。
　　此时，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政府走投无路，打起了“预备立宪”的主意。康有为大喜过望，以为自己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君主立宪制就在眼前了。为了赶上这班车，他决定把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1907年3月，在《行庆改会简要章程》中，康有为对为什么要改名，这样表白：
　　本会以救中国为旨，昔以皇上变法，舍身救民，蒙险难，会众咸戴，以为非保圣主不能保中国，故立会以保皇为义。今上无危，无待于保，会务告蒇，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更求进步。
　　但此时的大多数人早已不似康有为还做着君主立宪的迷梦，他们早已识破了清廷的糟朽。如果说当初入会时，人们还分不清保皇与革命的分别，经过几年血与火的历练，人们都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中国。曾经的保皇会会员们纷纷登报宣布脱离，投入到革命队伍中。就连曾经受聘于保皇会训练军队的美国将军荷马里也写信给康有为，声明所训军队脱离保皇会，而接受革命党的领导。
　　1907年6月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
　　1907年9月1日，广西钦州王光山起义。
　　1908年3月27日，钦州马笃山起义。
　　1908年4月30日，河口起义。
　　1910年2月12日，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
　　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共和新时代所取代。而康有为这位始终抱定君主立宪的固执老人，落在了历史车轮的后面。
　　“草堂万木草萧萧，吾道何之离索遥。”1926年秋，在逝世前一年，康有为重回北京。枯立南海会馆门外，踯躅菜市口街头，他凭吊着六君子曾经的鲜血，百感交集地念出了这两句诗，怆然涕下。感谢《康有为大传》作者马洪林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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