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白先勇：父亲白崇禧是民国史的一部分

　近些年，白先勇在内地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因为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他成了昆曲“传教士”，不仅带着剧团各地巡演，还在高校开课讲授昆曲文化。这次到内地，白先勇带来的是一部对他个人来说意义更重大的“作品”——父亲的图传《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书还在编撰阶段时，白先勇就表示，这一次一定会尽全力配合宣传。在接受记者专访前一天，他因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而十分疲惫，不得不请针灸师来治疗，但是第二天下午，聊起父亲，75岁的他不停地讲了三个多小时。
　　和许多名将之后一样，白先勇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是来自近些年整理史料时的回忆和反思。他已经记不得起意为父亲写传记的具体时间，总之早于1999年。那一年白先勇写过一篇关于“四平街会战”的文章，这是白崇禧最耿耿于怀的一次失败。“父亲生前会和我讲起他自己指挥的战役，我现在觉得聊得太不够了，如果当初我知道没有这么多机会，我会和他聊很多很多。”
　　在为父亲写传的过程中，白先勇搜集了几百张照片，从北伐战争到台湾的最后岁月，各个时期的都有，所以萌发了编撰一本图传的想法。他特别提到此次收录在书中的30余张关于北伐战争的纪实影像，是当时的随军摄影记者张进德拍摄的，也是白崇禧仅存的北伐时期影像。1928年，北伐后期，白崇禧领军打到唐山等地，张进德随军拍摄有几千张照片，曾精选400张编成《北伐完成记》。后来，原册因连年战乱而遗失，他又将当时洗印留存的最后39张照片再编成册，带到台湾交给白崇禧，白崇禧一直精心保存在家中。
　　为了完成这部“身影集”，白先勇花了两年多时间整理父亲的照片，把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说清楚。有些照片上明白地标注着拍摄的年月日和地点，有一些则需要翻查史料来印证。“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说，哎呀，这都是历史的现场啊。有时候一张照片敌得过很多很多文字，照片在那里，当年的情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
　　在最后定稿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共收录照片近500幅，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编书过程中，出版社曾出于市场的考量，建议删减一些图片，将它控制在一本书的篇幅之内。然而对于这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责任和心愿而编的书，白先勇觉得没有必要妥协。所以，图传最终分两卷出，上卷为《父亲与民国》，下卷为《台湾岁月》。白先勇说：“这些照片很珍贵，很有历史价值，把它们串起来，就是我父亲的一生。”
　　抗日英雄与老父

白崇禧

　　在白先勇的脑海中，对父亲的形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在大陆的时候，他总是穿着军服马靴，是英雄的形象。”那时候白崇禧常常在打仗，家里的孩子们很少见到他，但他骑着马回家的样子，给白先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白崇禧在大陆时期的照片，多是戎装照，北伐后期和抗战初期，是他军事生涯的高峰，照片中的他也尤其显得高大挺拔，意气风发。特别是台儿庄大捷之后，白崇禧在国人心中成为抗日英雄，被各家媒体报道，《良友》画报第137期还以他作为封面人物。
　　白崇禧最好骑马，白先勇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有两匹最珍爱的马。其中一匹原为鲁军张宗昌的坐骑，因全身金黄、马背右后方近马尾处有一块饭碗大的圆形白毛，而得名“回头望月”。“听说那是一匹走马，就是说跑的时候四蹄是放开的，腹部几乎贴地。”白先勇说，“父亲常常和我们形容那个马怎么跑，我猜他当时觉得挺威风的，仗打胜了，还俘虏了一匹名驹。”另一匹“乌云盖雪”，则全身黑色，四蹄雪白，白先勇曾在祖母的寿宴上看到父亲骑这匹马，印象里它“很雄峻，很烈，只有父亲才罩得住，别人一上去就给摔下来”。
　　而到了台湾以后，父亲的形象完全变了。虽然享有一级上将的待遇，但并无实权，平时“穿普通的衣服，就是一个老父”。不过恰恰是在台湾的11年，白先勇和父亲真正像忘年之交一般，亲近了起来。他们常常谈历史、谈世界大事，也讲“四平街会战”和“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一起下棋、打猎，甚至还能聊白先勇热爱的文学。虽然父亲平时很少提起自己的境遇，也不怀忧丧志，但是白先勇明白他正处于人生的逆境之中，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对父亲也有了另一种了解。当时很多重要将领到了台湾，不担任要职，就什么都不管了，但是白崇禧却一切照旧，“说要开的会还是照去，连国民党的小组会议他也去，他觉得是应该的，其实完全可以不去的”。“我蛮怜惜他的，也很佩服他。在逆境之中，还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我现在自己年纪也大了，知道这不容易。”
　　白先勇与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摄于1963年初，台北松山机场。母亲马佩璋下葬后，白先勇按回教仪式走了40天的坟，第41天，便飞往美国留学了。照片里，白崇禧戴着毛帽，神情黯淡。“父亲一向性情刚毅，喜怒不形于色，但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送别时他一直跟随到登机梯下，竟然老泪纵横。”几十年后，白先勇提起这一场景仍不胜感慨，“我上了飞机，看着他一个人在那里，感到非常孤独”。待他再回台湾，与父亲已是阴阳两隔。
　　在书中“父亲归真”一节里，白先勇写道：“父亲骤然归真，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父亲的辞世，我最深的感触，不仅是他个人的亡故，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本人就是民国史的一部分。”得知这一消息的当天晚上，白先勇整夜回顾父亲一生的历史过程，首先感到的是“敬畏之心”，随后，哀痛才慢慢袭来。编照片、写传记时，白先勇的感触也因为两种不同立场的交错而十分复杂：“作为历史人物，我在他身上看到历史沧桑、风云变幻，作为我的父亲，他又有另外一面。这两面有时候会有冲突，但我决定把它们都写出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人。”
　　访问亲历者，求证历史细节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所记贯穿白崇禧一生，为了梳理未曾亲历的历史，白先勇查找了大量资料，也访问了许多人，包括时任东北行营政治部主任的余纪中，曾任白崇禧秘书的程思远，写过《李宗仁回忆录》的历史学家唐德刚，以及父亲的一些老部下。
　　余纪中是台湾《中国时报》前董事长，平时就常邀白先勇讨论有关艺文的事情，但是每次谈话，最后“总会将话题转移到‘四平街会战’上去”。因为他在战后担任东北行营政治部主任，而且亲历了“四平街会战”中十分关键的一次会议。当白先勇因为要写父亲的传记而正式要求访问余纪中，求证有关“四平街会战”的细节时，后者虽刚刚动完大手术，需要静养，仍然马上同意了。白先勇回忆，余纪中当时神情疲惫，但是可能正因为年近九旬，身体也不好了，“所以很着急地把当时的细节都讲给我听”。
　　唐德刚则向白先勇讲了许多关于李宗仁和白崇禧关系的事情。“他在大陆的时候认识我父亲，父亲生前的很多事情他都熟悉，所以他的回忆和观点，是蛮珍贵的。”白崇禧生前并没有提过要家人为他写传的意思，但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访问他，一直到1966年他过世为止，共访问了132次，集结成《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出版（大陆200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引进，有较多删节）。但是访问未及完成，“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有具体谈”，白崇禧就过世了。白先勇在书中没有提及白崇禧的其他几本传记，但是引用了不少访问记录中的内容，与父亲和他聊起过的细节相互印证。比如，白崇禧晚年经常提起淮海战役，认为蒋介石没有听从自己“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建议，“战略一错，败局就定了”。相比文字叙述，白先勇更希望照片“能够说明一些真实的情况”，所以史实的部分，他尽量不考虑立场，用照片说话。“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应该虚构，应该还原真相，照片就是真相。”观点的部分，他大多转述白崇禧的看法，有时将自己通过多年研究产生的想法也融合进去。“我去访问了许多史学家，他们对于我父亲在几次重大战役上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认同的，我和我父亲的观点，也大多一致。”
　　历史无法更改，但是白先勇对父亲的命运不无惋惜。他不能认同父亲被称作“桂系军阀”，因为父亲最关切的、无论北伐还是抗战，都是整个国家的命运，而非一地的得失。在编书和写传记的过程中，他应该多次设想过父亲能达成他的志愿、得到更公正的评价。所以当被问及“如果白崇禧活在今天，可能会从事什么职业”时，他像深思熟虑过一样，很快作出回答：“我想他会教书，他喜欢教书，喜欢做学问。也可能会从政，他有政治抱负，而且言出必行，在广西那几年，他就充分展示了他的施政理念和管理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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