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孙中山称谓历史渊源 这个名称带有亲日色彩?(2)

二、从一块地域到一种观念——历史语境下的“中山”概念演绎
中山之名，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中山国的创立者是原世代居住在晋东北五台山地区的白狄一支鲜虞人。他们至迟在春秋中期东出太行山，在滹沱河流域建立国家，始号鲜虞，后更名中山。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典籍中，“中山”作为国号最先见诸《左传•定公四年》，即公元前506年。中山的得名，源于中山国的早期国都中人城（位于今河北唐县城西）。西晋张曜《中山记》称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在200余年间，中山国周旋折冲于晋、楚、燕、齐、魏、赵几个大国之间，先亡于晋，后亡于魏，又两度复国。从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桓公徙都灵寿（位于今河北平山城北）开始，中山国进入了鼎盛时期。疆域包括今保定、石家庄两市所辖县区大部和衡水市所辖县区西部，方圆五百里；经济、军事实力激增，文化达到了相当的繁荣，已经基本实现了华夏化。公元前323年，中山国与魏、赵、韩、燕五国相继称王。标志着中山已经发展壮大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公元前295年，中山国最终被赵武灵王联合燕、齐攻灭。[10] 然而中山作为一个大的行政区域的称谓，却被后世王朝长期沿袭下来；在政治和文化双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原本是白狄人塑造的中山形象逐渐被赋予了一种汉民族的精神特质。其最初发端还在于中山刘姓与远古受封此地的唐尧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
清朝乾隆皇帝在一首题为《汉昭烈庙》的咏史诗中，起笔便点明了刘备的身世：“春秋氏族著承尧，嗣服中山瓞派昭。”[11]指出刘玄德身为中山靖王之后，而其皇汉刘姓的远祖则系出唐尧。史称唐尧本姓祁，称帝前受封为唐侯（唐地在今河北唐县、顺平、望都一带）。他的后裔有一支以刘为姓，汉高祖的刘姓便由此而来，所谓“汉帝本系，出自唐帝”。[12]由于唐尧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中享有的近于图腾化的神圣地位，由于两汉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非凡成就和影响力，作为唐尧受封地和皇汉发祥地的中山，不仅逐渐成为刘姓最为显赫的郡望(唐代生于江苏徐州的刘禹锡，其文集别名《中山集》；北宋生于江西新喻的学者刘攽，将其论诗文集命名为《中山诗话》)，也最终成为了孕育民族精神的一块宝地。继唐尧、刘邦之后，作为蜀汉政权的开创者，刘备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时代背景下，以“赤帝子”刘邦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充分发掘身为“中山靖王之后”的政治资源，以“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为号召，虽在当时只成就了鼎足三分的功业，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塑立了竭力维护大汉正统的正义者形象，成为中山文化走向全国的一个标志性人物。特别是自南宋以后，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与汉族政权日益丧失对中原的控制和影响，刘备及其蜀汉政权在华夏主流文化中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从朱熹编著《通鉴纲目》确立“帝蜀寇魏”的蜀汉正统，到文天祥《正气歌》中对诸葛亮《出师表》的极力推崇，乃至关汉卿创作的经典剧目《单刀会》中，对捍卫汉室正统、坚守汉家气节的关云长的激情讴歌，都深情抒发了遭受外敌入侵和身处民族歧视重压下的广大百姓渴望挞伐强虏、恢复中原汉族政权的强烈心愿。这种社会大众心理，又为日后朱元璋发动北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两员得力大将，徐达首封信国公（朱熹和文天祥的封号），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汤和首封中山侯，后加封信国公，也就颇有深意了。明清时期，一部《三国演义》的广为流行，更使得蜀汉政权的正统地位被不断凸显和强化。清朝统治者为淡化民族矛盾，以“为明复仇”自我标榜，强调自身是继明之“正统”。一方面指责历史上的曹魏政权为“篡逆”，与此同时，对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蜀汉君臣则大加颂扬。在统治者的有力推动下，作为“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玄德通过小说、戏曲等大众文化传播形式更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一位士庶共仰、妇孺皆知的“仁君圣主”。康熙年间吴乘权等人编篡的《纲鉴易知录》，将徐达病逝后朱元璋下诏赐葬“钟山”的记载，看似不经意地写成“中山”，从而把明太祖与刘备直接联系起来，因为朱元璋的孝陵也在此山。[13]可是令清朝统治者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高度认同的“刘皇叔”， 在百余年后竟然会被革命者视作兴汉反满的精神先驱。1895年11月，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首度流亡日本，他在横滨曾对冯自由说：你读《三国演义》“知喜孔明，即是明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14]在这里孙中山就已自比为当今“中山靖王之后”刘玄德了，而此时连“中山樵”的化名还不曾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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