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孙中山称谓历史渊源 这个名称带有亲日色彩?(3)

三、“中山先生”称谓被广泛认同的历史背景及启示
一代伟人孙中山逝世后，众多名流精心撰写挽联来追思他的功业和品格。其中有两副挽联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山先生”称谓的特定涵义和广泛流传的时代背景。其一为章太炎所撰：“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其二为孙纶襄所撰：“愤异姓凭凌，率同胞拯救，艰难险阻，卒抵于成，民族论勋名，与刘邦、朱元璋并传千古；主国际平等，争天赋自由，奋斗强权，决然至死，近今数贤杰，后列宁、华盛顿唯公一人。” [15]前者再度将孙中山与近世的洪秀全与前明的朱元璋做了比较，可以说与作者先前为《孙逸仙》题写的《序诗》一脉相承；后者借助更宽广的视角论定孙中山的勋名，立论尤显精辟。孙纶襄的挽联充分肯定了孙中山作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反抗国际强权、争取自决自立斗争杰出代表的历史地位，但在高度颂扬孙中山作为汉民族英雄这一点上，则与章太炎一联并无二致。这正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也是加诸于孙先生头上的“中山先生”称谓能够广泛流传的重要时代背景。
或许今天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只需要强调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就足够了，何必一再刻意突出他作为汉民族英雄的形象呢？事实上，早就有人怀疑霍去病、岳飞、文天祥头上的那顶民族英雄桂冠了，认为称这些人为民族英雄会不利于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其实这种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漫长的交汇碰撞过程中逐渐融通凝聚形成的。在此之前各民族之间特定时期内的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无法掩盖也无须掩盖的——在宁远大捷中一举击毙努尔哈赤的袁崇焕将军墓地，能够在清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始终保存，不正说明满洲上层也认同袁崇焕是一位真正的汉民族英雄吗？具体到晚清时代发生的满族统治者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广大国内民众之间的严重民族对立和冲突，则有着极为复杂的现实原因和文化背景。虽然满洲八旗入关定鼎之初大肆杀戮汉族民众的血腥历史，为满汉民族关系投下了长期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在康雍乾三朝的一片盛世气象中，满汉民族矛盾似乎已被淹没在花团锦簇之间。关于乾隆皇帝本属汉人血统的传说虽属无稽，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汉族群众对这位高度汉化的皇帝的认同。然而正是从乾隆统治的中期开始，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再度引燃了民族矛盾的余烬，使其由少数知识分子的书斋迅速蔓延到下层社会，其标志就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又称洪门）的创立。[16]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也以“反清复明”相号召。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居于国家统治核心的满洲贵族却没有能够顺应时局的骤变，果断调整国内民族政策，消弭满汉之间的夙仇新怨，形成举国一致对外的强大合力。相反，面对内忧外患交织的严峻形势，这个执政集团中反而滋长了“防贼甚于防寇”、“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等一系列荒谬至极的误国卖国理念，从而把满族之外的广大群众日益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半个中国，显然主要并非借助于西方基督的庇佑，当时的一篇《奉天讨胡檄》主要强调的依然是传统夷夏大防的观念，而传统观念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实际影响力，关键还在于清政府的昏聩、狭隘和腐败。尽管曾国藩、康有为等一批能臣硕儒为维护清王朝的正统不遗余力，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还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政权行将就木的事实。本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原则签订的《辛丑条约》，揭去了清政府维系自身合法统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标志其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由此带给全体中国人的空前屈辱，终于激起了足以倾覆满清贵族统治之舟的滔天巨浪。因而在当时“革命排满”成为了能够动员海内外各种反清政治势力的最为响亮的斗争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成为了最能得到各路英雄豪杰广泛认同的斗争纲领。当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反满的情绪主要并非基于传统的夷夏大防和满洲入关之初的“原罪”，而是基于晚清满洲贵族在处理内外关系时犯下的种种不可宽恕的“新孽”。同时，这种反满思潮的主流也并非是指向满族全体，而是针对当政的满洲贵族。这一点（包括后来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思想）应该说也和朱元璋北伐的指导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由宋濂起草以朱元璋名义发布的《北伐檄文》中特别宣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17]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他为推翻中国两千年君主专制做出的最杰出贡献，使其在制度革命方面远远超出了汉高明祖；他在晚年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更使其在政治立场方面具有了令华盛顿、拿破仑无法望其项背的新高度。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加之于孙逸仙头上的“中山先生”称谓，承载了社会大众追求民族复兴的浓厚情结，但并非是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它植根于中原传统文化，但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虽然缘于“无心插柳”，却相当精准地概括了孙先生振兴中华、功高山斗的宏大志向和不朽业绩。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梁烈亚老先生撰写了《孙中山先生名号略考》一文，简要指出：孙中山“本人一生未尝以‘中山’二字为其正式确定之别号。但我国人公意，皆认‘中山’二字能表现先生之伟大人格，故一致以‘中山先生’四字为推崇之尊称。” [18]虽然梁老先生没有详细说明当时国人何以“皆认‘中山’二字能表现先生之伟大人格”，但显然并非因为“中山”二字源于“中山樵”的日本化名。惜乎此后无人对梁文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发扬，致使“中山”这一特定称谓中蕴含的对孙先生尊崇爱戴的“国人公意”，随着时光流逝竟然湮没无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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