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雪珥称改革开放始于晚清 速度过快导致王朝覆灭(2)

超速致倾覆 
　　改革开放始于晚清
　　1923年，上海《申报》回顾了前60年政府对经济的扶持。社论认为，晚清九年是最好的时间，民国十年最黑暗，对比两任政府对实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有“贤、不肖之别”。
　　雪珥认为，晚清王朝的政经改革史无前例，且卓有成效。最终王朝覆灭的原因不是改革不行，而是改革速度过快，导致了帝国的脱轨。 
　　记者：80多年前媒体的这一评论，会不会是刻意厚古薄今、针砭时弊的舆论监督？
　　雪珥：不会。当时私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都有史实可以证明。
　　中国的改革史，始于1860年代恭亲王所推动的改革，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从1860到1911年，晚清的50余年其实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根基和民族心理根基。
　　晚清的政治改革其深度、广度、力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晚清最后6年，尤其是1909-1911的宣统朝的3年，国家并非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比如，1908年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了白银2亿两大关，史无前例。而政治上，到1909年除新疆之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对地方行政领导实行非常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央层面上，作为国家议会的资政院也随后成立。
　　记者：你认为以恭亲王为源头的晚清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改革？
　　雪珥：是的。我们经常批评1911年推出来的责任内阁，说它是“皇族内阁”。但是，这个“皇族内阁”并非传统概念上的权力极大的内阁，而是新型的、在国家议会的监督下的责任内阁，是个弱势的政府。这一点一直被忽略。这届内阁的总理、庆亲王奕劻也干得很别扭，多次想撂挑子。
　　记者：既然晚清的政经改革得力，为什么还会灭亡？
　　雪珥：1911年时，很少人认为这个政权会突然崩溃。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这么大的一个政权土崩瓦解。主流的解释说是清政府假改革、改革太慢，而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太快，导致超速失控。
　　立宪运动启动后，从三权分立转为地方自治，实际上导致了立宪运动的变异，成了地方分离运动。一个很典型而被广泛忽视的情况是，到1908年，中国的年财政收入超过了2亿两白银，这是史无前例的，但中央财政所能掌控的，只有区区2400万两。一个政权，丧失了对88%的财政收入的掌控能力，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恶的能力，更失去了制止作恶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傀儡。
　　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深刻地论证过改革和革命的关系，他认为改革的推行必须依靠权威资源的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改革一定会被人利用，最终走样，而成为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工具。到了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几个造反的军人，就引爆了一个政权的垮台，并不是什么革命的力量，而是这个政权早已四分五裂了。
　　民主的实现
　　关键是政治土壤改变
　　采访中，雪珥不止一次提到对韩寒的欣赏。他愿意看到更多年轻人对革命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这也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于一个开车时连打远光灯近光灯的规则都无法遵守的民族而言，激进的革命只会带来大规模的无序和灾难。”雪珥说。
　　记者：晚清改革的轨迹被辛亥革命打断，你认为这延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吗？
　　雪珥：从甲午战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寻找“制度灵丹妙药”的阶段。精英阶层，尤其是体制外的精英，将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乃至执政者，以为换个制度——往往是换个制度的名称，换个执政者，就一切迎刃而解。这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了一种潮流。
　　精英们乃至全社会，不断地在“改制”的折腾中颠来倒去。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你争我夺的夺权混战之中，鲁迅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各路人马打着动听的口号，其实只是为了夺权。甲午战败后带来的这股“主义”万能风潮，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困扰。
　　政改不是换一拨人来当权。主义、意识形态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你相信改革的效率要比革命更高？激进的革命对中国而言并不适宜？
　　雪珥：是啊，毫无疑问。治理国家就像运营一个公司，不停地更换股东，并不能带来公司效益、员工福利的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经营公司。
　　这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公司治理是一门科学，国家治理更是一门科学。想要改善国家机器的运行状况，为什么不从实现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决策公开透明这些具体的层面去操作，非要拉下一群狼，换一群更饿的狼上台呢？
　　记者：建立更民主、更先进的政体，难道要靠执政者的自律来实现吗？
　　雪珥：没有任何理论敢于相信“自律”的力量，要靠更科学的管理制度来实现，即便是表面上的自律，也要靠外部的制衡和惩罚机制保障。必须注意的现实情况是，任何一个执政集团内部，都不可能真的万众一心，而存在内部的利益博弈，也有望形成内部的权力制衡——这也是执政集团自身健康的保障。晚清50年，“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这种“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并存的模式，令体制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制衡。
　　权力本身是恶的，折腾只能带来更多无谓的消耗。我认为，关键是如何在技术层面寻找更科学的治国方法，去制约权力。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根本的是政治土壤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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