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利丰创办伊始的广州岁月(3)

利丰创办：早期在广州的发展
　　踏入20世纪，清朝在其统治的最后10年，进行了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变革，史称清末新政。这次变革的背景颇为复杂。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城乡之间、沿海地区与广大内陆腹地之间，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形成所谓的“二元结构”。沿海口岸城市，特别是广州、上海等城市，在物质和文化上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示范效应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以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为主，在文化方面向工商社会的价值观转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称为“四民”，排序为士农工商。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经过洋务运动，商人地位大大提高，城市中绅商阶层兴起，各种以商人行会为主导的善堂纷纷成立，20世纪初广州就出现了著称一时的“九大善堂”。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在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得到广泛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为挽救皇朝免于覆灭，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奖励工商业发展，如1903年成立商部(其后改为农工商部)，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和《奖给商勋章程》等，各省也相应成立掌管工商业的机构，如掌管农工商业的劝业道、商务局等。通过立法和奖励，开始否定历数千年不变的“贱商”传统，工商业者的权益和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冯柏燎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创建利丰的。

　　1904年，冯柏燎回到广州后，遇到了李道明，两人立即成为志同道合的商业伙伴。李道明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商人，家境殷实，在广州设有一家名为宝兴瓷庄的瓷器商店，专门销售来自江西景德镇、岭南地区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精美瓷器，生意颇具规模。冯柏燎返回广州初期，便是在李道明的宝兴瓷庄工作，职务是出口部经理。由于他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并且通晓英语，获得李道明的信任，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为日后利丰的创办奠定了基础。

　　当时，英资洋行垄断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冯柏燎认为，中国的商业机构，在社会联系及对本地产品的熟悉程度等各方面都比外国公司优胜，如果在语言沟通方面没有问题，由中国人经营中国出口商品，一定会比外国公司做得好。他觉得自己通晓英语，经营这样一家贸易公司完全没有问题。他决定不为外资洋行做事，而是和它们竞争。冯柏燎的想法得到了李道明的支持。两人决定合伙创建一家华资贸易公司，由李道明“打本”(即出资)，冯柏燎具体负责公司的业务经营。

　　1906年11月28日，冯柏燎与李道明合资，创办利丰公司(Li & Fung Co)，店铺就设在广州沙面隔河相对的岸边，即今日的六二三路188号。其中，冯柏燎占51%权益，李道明占49%。公司的名称，则由李道明的“李”和冯柏燎的“冯”两字的谐音“利”与“丰”组成，寓意“利润丰盛”。冯柏燎与李道明创办利丰，是试图以纯华资的做法，直接主理中国货品的采购及外销。这成为中国第一家由本地华商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华资出口公司。

　　利丰早期的出口业务，主要是他们熟悉的瓷器生意，并兼营古董及工艺品。陶瓷器一直是中国出口海外的重要产品之一，以做工精细、色泽光洁、质地上乘而名扬海外。唐代以来，岭南地区已是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镬，烧热，以土油之，其洁净则愈于铁器。”明清时期，广东的陶瓷业发展很快，窑址遍及全省各地，程乡、惠州、潮州、饶平、揭阳、阳江、东莞、石湾等地都是陶瓷主要产地，其中，以佛山石湾陶瓷最负盛名。明朝正德年间，石湾的陶瓷制造商通过技术改革，建成了既节省燃料又能控制炉温的“南风灶”，烧制出五彩斑斓的彩釉陶瓷，赢得“甲天下”的声誉。自此，石湾成为广东重要的陶瓷出口基地，长盛不衰。清朝前期，广州陶瓷业利用江西景德镇等地的白瓷坯，以欧洲传入的珐琅料将其彩绘，再烧成颜色鲜艳的彩色搪瓷，以“广彩”之名畅销海外。利丰开业之初，以外销陶瓷为主业，将景德镇陶瓷、石湾陶瓷以及“广彩”陶瓷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生意兴旺。

　　利丰站稳脚跟后，逐步将外销的业务扩展到竹器、藤器、烟花、爆竹以及玉石和象牙等手工艺品，生意很快走上轨道。按照当时中国的贸易情况，利丰经营的出口产品，属于主要出口产品的并不多，换句话说，业务较受时局不稳定影响而波动。利丰销售的产品，以爆竹烟花最为重要。当时，省港澳的爆竹烟花业出口相当发达，香港曾出现一位名为陈兰芳的“爆竹大王”。陈兰芳祖籍广东东莞，1916年在香港旺角设立广隆行，独家生产爆竹，到抗战时期已稳执全国爆竹烟花制造业出口的牛耳。利丰的爆竹烟花出口虽然无法与陈兰芳的规模相比，但却更有特色。或许受西方经营思想的熏陶，冯柏燎在经营中很重视创新，利丰亦逐渐以崭新的商品设计及构思而闻名。自古以来，中国出口海外的爆竹一贯以“泥封”包装。1907年，利丰经研究改进，以“纸封”包装取代“泥封”包装。纸封爆竹不但爆发时声音较响亮，避免泥封爆竹燃放时扬起大量烟尘的缺点，而且重量较轻，进入美国市场时的进口税较低，深受客户喜爱。这一创新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突破。自此，利丰制造爆竹的工艺程序，成为爆竹行业共同遵守的标准。

　　当时，广州的商人都习惯穿传统的长袍，并经常在妓院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商人、官员以及有地位的人士都是这些妓院的常客。他们做买卖的时候，双方会放低衣袖以遮掩手势，用手指像打算盘一样地讨价还价，直到定出一个价钱为止。在交易中，双方都不会签署任何文件或合约，除买卖双方外，其他人都无法知道交易的内容，但所达成的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而且一定兑现。冯柏燎绝少依循这种传统做法，他选择在公司办公室商谈业务，喜欢将一切开列清楚，写下白纸黑字以为凭证。冯柏燎与当时广州商人的不同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与广州商业运作的差别。

　　在交易过程中，议价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最困难的倒是安排装卸和运输，需要将货物从原产地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往香港，最后转运到欧美各国。当时，正值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在贼匪横行和革命党人活动频繁的地区运送货物确是一大难题，而地方官府所征收的税款，包括“厘金”或内地交通税等，对商人来说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厘金以总销售额的千分之一来计算，用以弥补中国地方税的不足。但事实上，货物每运经一个省份，就要缴纳总值5%的税款。如果货物运经几个省份，所缴纳的厘金高达20%。换言之，地方政府将繁重的税收加之于所有运经内地各省的出口货品，直至这些货品运抵通商口岸为止。政府的税务机构还会以各种借口引起摩擦，造成延误。商人只好以金钱或其他行贿手段来疏通。至于税款能否真正收归政府银库，则因地而异。据估计，九成的税收可能都被贪赃枉法的税吏中饱私囊。和其他私人公司一样，利丰对那些苛刻的税制已习以为常，只得一方面尽量设法减轻损失，另一方面将各条贸易运输线路减缩至广东省内。1910年，利丰已发展成为广州稍具规模而信用昭著的出口贸易商行。

　　1915年，广东爆发严重水灾，大片地区被洪水淹没，交通几乎断绝。这一年，冯柏燎获中国政府邀请，作为政府代表团代表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于1915年2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幕，12月4日闭幕，历时10个月。博览会举办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庆祝巴拿马运河正式开放启用(1914年8月15日)，并纪念1513年探险家巴尔沃亚(Vasco Nunez de Balboa)发现太平洋的壮举;二是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遭遇地震及大火，大规模重建进行经年至1915年完成，因此也借助举行此活动作为旧金山新貌的标记。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但仍有31个国家派代表团(其中25个为官方代表)前往参加，而整个会展期间参观人数则达1 300万人次，收益超过200万美元。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是美国第一个没有强调现代工业及科学成就的展览会，其最大的贡献在文化艺术方面。

　　冯柏燎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了盛会，在深入考察美国经济、社会之余，更亲身了解到美国市场巨大的商业发展机会。冯柏燎在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航程中，结识了美国纽约伊拿士有限公司(Ignaz Strauss & Co，Inc)的约瑟夫·聂沙(Joseph N.Sipser)。伊拿士公司是著名的东方进口商之一，是美国多家高级连锁店、百货公司及邮递购物服务公司的采购代理商。在漫长的航程中，冯柏燎和聂沙成为了好朋友，伊拿士公司也因而成为利丰最大的买家之一。双方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成为利丰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成为利丰管理层长期以来引以为荣的骄傲。此后，冯柏燎至少每年去一次美国，与美国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许多美国商人，包括来到中国的美国本土商人，并不想通过英资洋行与中国做生意，因而愿意与冯柏燎合作。因此，利丰的业务从早期开始就已经非常美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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