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鸿光说，他曾听他爷爷说，1894年中日开战前，日本人密谋刺杀袁世凯，唐绍仪手持刀枪骑马护送袁登上英国军舰，距日本人决定动手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
在朝鲜患难十年中，袁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袁世凯最器重的智囊，伴随着袁世凯的节节高升，唐绍仪也随之青云直上。
民国第一位总理
1912年6月15日，50岁的唐绍仪换上便服，从北京麻线胡同3号的宅院里走出。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是带着两三个随从人员，坐一辆人力车来到北京前门车站，搭乘当天头班火车，直奔天津。
“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惟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荒，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出门前，唐绍仪向袁世凯递交了辞职信。
唐绍仪辞职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四位内阁成员也联袂请辞，即使袁世凯发出“我代表四万万国民慰留你们”的请求，也未能阻止他们拂袖而去。
孙中山对唐绍仪的去职更是惋惜，说：“内阁中唐少川辞职后，虽然名义上还有党人在内阁中担任总长，只怕没有多大力量，又为官僚所化，也就很难依靠了。”
唐鸿光说，早在1912年3月26日上任之日，孙中山、黄兴等一干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宴请唐绍仪，庆祝唐绍仪当选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当场加入了同盟会。
由于受过西方政治思想熏陶，唐绍仪上任伊始就推行责任内阁制及每件事必须依法办事，民国政府开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但也因此惹恼了袁世凯。
在用人、财政都要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问题上，两人常常发生矛盾，袁世凯多次暗示唐绍仪“有所为，有所不为”，劝他退出同盟会。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宁愿不当总理，断不牺牲党性”。面对这个昔日“战友”，袁只能酸溜溜地说：“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绍仪虽身为一国总理，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唐鸿光说。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在自己创办的《民权报》上，发表以《杀》为标题的文章：“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唐鸿光笑着说，有意思的是，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罪名拘捕戴季陶后，唐绍仪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于是，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
最终导致袁、唐二人分道扬镳的，还是发生在1912年6月初的“王芝祥督直事件”。
当时直隶省的地方行政长官任命，在南北双方看来都相当重要。南方以为直隶靠近北京，用自己人可对袁世凯形成制约，便推举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担任，唐绍仪是赞成的；但袁世凯则以为直隶是他起家的地方，又属京畿要地，在唐内阁拟定的任命书上拒不签字。袁、唐二人为此闹僵，唐绍仪遂宣布辞职。
袁世凯曾作挽留状问道：“才任职3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答说：“也不算短了。”
不当总理当县长
先做总理，后当县长，在两个职位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干得更有兴致，此公就是唐绍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
唐鸿光说，1931年唐绍仪担任中山县长以后，丝毫不计较官小，发誓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唐绍仪为中山县制定了一系列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等多方面，想用25年把中山县建成一个“无关税的国际商业港”。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济棠担心唐绍仪把中山模范县建成“独立王国”，于1934年10月7日发动兵变，把唐绍仪办公的县政府团团包围，唐绍仪被迫离开广东，中山港建设规划变成泡影，成为唐绍仪最遗憾的事情。
唐鸿光说，虽然建设模范县没成功，但唐家湾起码有三件事情足以令当地百姓永远感激唐绍仪。唐绍仪将唐家湾原来的石板路改成混凝土路，取名山房路、大同路，并重新规划整个市区的下水道工程。马路修好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经过半个多世纪后，这两条水泥路仍然是唐家湾市区的主干道路，而下水道也仍然充分发挥排水的功能。
唐家湾如今的“共乐园”寓意是“官民共乐”，是抗战前唐绍仪回乡时花费40万元建成后送给全乡人民的私人花园，为了防止亲属在他死后反悔，唐绍仪还令妻子儿女都在“赠送书”上签了字。
现在唐家湾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是年逾八旬的唐绍仪之妻吴维翘1989年在香港委托女儿返乡将唐绍仪为母亲建的“慈母山房”别墅捐给地方政府后改建的。
新报记者 万力闻
关键字： 内容标签：首任,更有,县长,兴致,民国,总理,唐绍仪首任 更有 县长 兴致 民国 总理 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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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患难十年中，袁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袁世凯最器重的智囊，伴随着袁世凯的节节高升，唐绍仪也随之青云直上。
民国第一位总理
1912年6月15日，50岁的唐绍仪换上便服，从北京麻线胡同3号的宅院里走出。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是带着两三个随从人员，坐一辆人力车来到北京前门车站，搭乘当天头班火车，直奔天津。
“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惟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荒，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出门前，唐绍仪向袁世凯递交了辞职信。
唐绍仪辞职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四位内阁成员也联袂请辞，即使袁世凯发出“我代表四万万国民慰留你们”的请求，也未能阻止他们拂袖而去。
孙中山对唐绍仪的去职更是惋惜，说：“内阁中唐少川辞职后，虽然名义上还有党人在内阁中担任总长，只怕没有多大力量，又为官僚所化，也就很难依靠了。”
唐鸿光说，早在1912年3月26日上任之日，孙中山、黄兴等一干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宴请唐绍仪，庆祝唐绍仪当选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当场加入了同盟会。
由于受过西方政治思想熏陶，唐绍仪上任伊始就推行责任内阁制及每件事必须依法办事，民国政府开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但也因此惹恼了袁世凯。
在用人、财政都要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问题上，两人常常发生矛盾，袁世凯多次暗示唐绍仪“有所为，有所不为”，劝他退出同盟会。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宁愿不当总理，断不牺牲党性”。面对这个昔日“战友”，袁只能酸溜溜地说：“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绍仪虽身为一国总理，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唐鸿光说。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在自己创办的《民权报》上，发表以《杀》为标题的文章：“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唐鸿光笑着说，有意思的是，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罪名拘捕戴季陶后，唐绍仪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于是，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
最终导致袁、唐二人分道扬镳的，还是发生在1912年6月初的“王芝祥督直事件”。
当时直隶省的地方行政长官任命，在南北双方看来都相当重要。南方以为直隶靠近北京，用自己人可对袁世凯形成制约，便推举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担任，唐绍仪是赞成的；但袁世凯则以为直隶是他起家的地方，又属京畿要地，在唐内阁拟定的任命书上拒不签字。袁、唐二人为此闹僵，唐绍仪遂宣布辞职。
袁世凯曾作挽留状问道：“才任职3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答说：“也不算短了。”
不当总理当县长
先做总理，后当县长，在两个职位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干得更有兴致，此公就是唐绍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
唐鸿光说，1931年唐绍仪担任中山县长以后，丝毫不计较官小，发誓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唐绍仪为中山县制定了一系列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等多方面，想用25年把中山县建成一个“无关税的国际商业港”。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济棠担心唐绍仪把中山模范县建成“独立王国”，于1934年10月7日发动兵变，把唐绍仪办公的县政府团团包围，唐绍仪被迫离开广东，中山港建设规划变成泡影，成为唐绍仪最遗憾的事情。
唐鸿光说，虽然建设模范县没成功，但唐家湾起码有三件事情足以令当地百姓永远感激唐绍仪。唐绍仪将唐家湾原来的石板路改成混凝土路，取名山房路、大同路，并重新规划整个市区的下水道工程。马路修好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经过半个多世纪后，这两条水泥路仍然是唐家湾市区的主干道路，而下水道也仍然充分发挥排水的功能。
唐家湾如今的“共乐园”寓意是“官民共乐”，是抗战前唐绍仪回乡时花费40万元建成后送给全乡人民的私人花园，为了防止亲属在他死后反悔，唐绍仪还令妻子儿女都在“赠送书”上签了字。
现在唐家湾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是年逾八旬的唐绍仪之妻吴维翘1989年在香港委托女儿返乡将唐绍仪为母亲建的“慈母山房”别墅捐给地方政府后改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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