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看一下冶铁。
现代国家要发展工业,冶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类冶铁都是从块炼铁开始。将铁矿石和木炭一同放在炉子里加热,可以通过化学上的还原作用生出金属铁。但铁矿石在熔化后的还原过程中,变成疏松的全是气孔的海绵状物,还原出来的小铁珠凝固并隐藏在渣块中。它叫块炼铁,也叫海绵铁,含碳量很低,相当软。之后,在反复加热锻打中挤出渣子,并由于同炭火接触,渗碳增硬而成为块炼钢。我国在西周末已有这样的铁和钢。而且,中国在商周时已有炼铜的竖炉。沿袭了这一传统,到春秋早期就用竖炉炼出了铸铁。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出土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条状铸铁,长沙窑岭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铸铁鼎。可是罗马人一直未能走出锻打海绵铁的模式。那里的冶铁之神的造像手里永远拿着象征锻铁的火钳和锤子。公元初年罗马的炼铁炉有时因为过热炼出了铸铁即生铁,然而由于生铁一锻即碎,所以都被当成废料抛弃了。
而我国古代不仅炼出铸铁,还发展出一套以铸铁为基体的热处理技术。铸铁性脆,韧性比较差。可是如果将铸造件长时间加热,使铁中的化合碳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其质地。汉代用这种方法生产出可锻铸铁和球墨铸铁,性质已接近铸钢。更不要说汉代的炒钢和铸铁脱碳钢的工艺是何等巧妙而合理了。汉代冶炼钢铁的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西方,铸铁的应用要晚到公元14世纪,可锻铸铁要到公元18世纪,而现代球铁是英国学者莫罗于二战后的1947年首先公布的。所以罗马与汉在这方面简直无从比较。罗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公元1世纪时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就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来的钢相媲美。”
前些年在电视上播出的《汉武大帝》,导演称这是新古典主义,直接取材于正史。片中匈奴兵和汉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汉兵的刀剑都断了。没办法,派张骞去西域找大月氏女王,说我们汉朝的刀根本不成。于是大月氏女王给了张骞一点黑不溜秋的面面儿,大概代表炼钢用的添加料。其实古代的钢都是碳素钢,无须添加料。合金钢要到近代才出现,而且所添加的如钨、钼、钒、钛等难熔金属,古代根本不曾利用。碳素钢中除去铁元素以外主要含的是碳,难道张骞不远万里跑去就是为了要点在汉地唾手可得的木炭末吗?这样硬把我国古代的优势项贬成劣势项,也太离谱了。
再来说说罗马的钱和中国的钱。罗马的金、银、铜钱都是用钢模打压出来的,虽然上面的人像相当美观,但一个一个地打,很费工,同时也限制了它的供应量。汉代的钱是用叠铸法铸出来的。据西安郭家村铸钱遗址出土物得知,用叠铸法一组陶范一次可铸出铜钱184枚。所以汉代的钱币供应充足。自武帝以迄桓、灵,汉代五铢钱的面径均在2。5-2。6厘米之间。400年当中铸出了几亿枚,但基本一致。货币是流通手段又是价值尺度,金属钱币长期保持稳定,无疑是一大优势。
下面看建筑。
罗马的建筑和汉代的不同。罗马建筑主要是石头构筑的。我们常常感慨汉代没有大建筑物留下来,不像古埃及、古罗马有那么多壮丽的石构建筑保存至今。其中最典型的是埃及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最适合石头的特点,是一块块平着叠起来的,形状非常稳定,而且有的非常巨大。比如开罗以西吉萨地方的大金字塔,高147米,底边长230米,用石材约300万块,平均每块重2吨,整座金字塔重约600万吨。吉萨本地不产石材,这600万吨石头要从外边运来。据希罗多德记载,仅是为了铺设运材料的道路,就用了10万人,花了10年时间。假若没有古埃及所拥有的大规模奴隶劳动,没有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建筑物是盖不起来的。罗马继承了地中海地区各古国积累起来的建筑技术,特别是他们又发明了用柱子支撑起的石拱券,进而创造出十字拱和穹顶。古罗马是一座“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
但东、西方的建筑体系大不相同。中国古代不是石构建筑而是土木建筑。在这里可以就地取材,将黄土夯实,破坏了其自然状态下的毛细结构,就成为密度较大,且有一定的强度和防潮性的夯土。如用版筑法施工,就可以打成夯土墙。结合木构的梁架,就可以建成房屋。它的建筑者基本上是庶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诗·灵台》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像灵台这样的一座大建筑也没几天就建成了。甚至一些巨型建筑,如在西安的西汉明堂辟雍遗址中见到的,也是以夯土台为依托,在高大的阶梯形土台的顶部建厅堂,又在四周建廊屋,使这些单层或多层的房子借助土台连结在一起,从而呈现出有主有从的配置效果,使整座建筑宛若巍峨的多层楼阁;体现出对实用和低成本的双重追求。中国当时使用民力是有节制的,“使民以时”,庶民服徭役从事大兴土木工程也不能耽误农时。中国没有可供任意驱使的奴隶大军,在这方面和古代西方不一样。
下面说交通。
原始社会运重物时常在地上拖,进而发明了拉东西的橇。后来在橇前部加上滚动装置,经改进后乃成为车。但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前,那里一直没有车。印第安人行军的时候,辎重多由妇女背扛。旧大陆历史时期中的车多由牲畜牵引。衡量畜力车的性能时,关键问题是看它的系驾法,即如何将牲口绑在车上让它拉车的方法。在古印度是用牛拉车,车辕捆在牛犄角上。在古埃及、古罗马,拉车的受力点落在马脖子上。马颈部的生理构造和人类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气管、食管在前。那里的古车是让马用脖子拉车,所以跑得越快,越喘不上气来。这种方法叫“颈带式系驾法”,罗马车就是如此,而且往后一直沿用到8世纪。先秦时,中国古车采用“轭靷式系驾法”,汉代改为“胸带式系驾法”。这两种方法都不勒马的气管,驾车的马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中国古代的车战是在奔跑的车与车之间进行的。古代西方虽然也有战车,却不能进行车战。那里的车一般只用于奔袭或追击,接近敌人时,武士还得跳下车来进行步战。罗马帝国晚期于公元438年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中规定,最大的二轮车载重198千克,只不过相当3名战士的体重,要进行车战自然是捉襟见肘了。古罗马屹立在凯旋门和神庙顶上的战车雕塑,艺术水平虽然很高,却不能不认为其性能相当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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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要发展工业,冶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类冶铁都是从块炼铁开始。将铁矿石和木炭一同放在炉子里加热,可以通过化学上的还原作用生出金属铁。但铁矿石在熔化后的还原过程中,变成疏松的全是气孔的海绵状物,还原出来的小铁珠凝固并隐藏在渣块中。它叫块炼铁,也叫海绵铁,含碳量很低,相当软。之后,在反复加热锻打中挤出渣子,并由于同炭火接触,渗碳增硬而成为块炼钢。我国在西周末已有这样的铁和钢。而且,中国在商周时已有炼铜的竖炉。沿袭了这一传统,到春秋早期就用竖炉炼出了铸铁。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出土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条状铸铁,长沙窑岭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铸铁鼎。可是罗马人一直未能走出锻打海绵铁的模式。那里的冶铁之神的造像手里永远拿着象征锻铁的火钳和锤子。公元初年罗马的炼铁炉有时因为过热炼出了铸铁即生铁,然而由于生铁一锻即碎,所以都被当成废料抛弃了。
而我国古代不仅炼出铸铁,还发展出一套以铸铁为基体的热处理技术。铸铁性脆,韧性比较差。可是如果将铸造件长时间加热,使铁中的化合碳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其质地。汉代用这种方法生产出可锻铸铁和球墨铸铁,性质已接近铸钢。更不要说汉代的炒钢和铸铁脱碳钢的工艺是何等巧妙而合理了。汉代冶炼钢铁的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西方,铸铁的应用要晚到公元14世纪,可锻铸铁要到公元18世纪,而现代球铁是英国学者莫罗于二战后的1947年首先公布的。所以罗马与汉在这方面简直无从比较。罗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公元1世纪时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就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来的钢相媲美。”
前些年在电视上播出的《汉武大帝》,导演称这是新古典主义,直接取材于正史。片中匈奴兵和汉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汉兵的刀剑都断了。没办法,派张骞去西域找大月氏女王,说我们汉朝的刀根本不成。于是大月氏女王给了张骞一点黑不溜秋的面面儿,大概代表炼钢用的添加料。其实古代的钢都是碳素钢,无须添加料。合金钢要到近代才出现,而且所添加的如钨、钼、钒、钛等难熔金属,古代根本不曾利用。碳素钢中除去铁元素以外主要含的是碳,难道张骞不远万里跑去就是为了要点在汉地唾手可得的木炭末吗?这样硬把我国古代的优势项贬成劣势项,也太离谱了。
再来说说罗马的钱和中国的钱。罗马的金、银、铜钱都是用钢模打压出来的,虽然上面的人像相当美观,但一个一个地打,很费工,同时也限制了它的供应量。汉代的钱是用叠铸法铸出来的。据西安郭家村铸钱遗址出土物得知,用叠铸法一组陶范一次可铸出铜钱184枚。所以汉代的钱币供应充足。自武帝以迄桓、灵,汉代五铢钱的面径均在2。5-2。6厘米之间。400年当中铸出了几亿枚,但基本一致。货币是流通手段又是价值尺度,金属钱币长期保持稳定,无疑是一大优势。
下面看建筑。
罗马的建筑和汉代的不同。罗马建筑主要是石头构筑的。我们常常感慨汉代没有大建筑物留下来,不像古埃及、古罗马有那么多壮丽的石构建筑保存至今。其中最典型的是埃及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最适合石头的特点,是一块块平着叠起来的,形状非常稳定,而且有的非常巨大。比如开罗以西吉萨地方的大金字塔,高147米,底边长230米,用石材约300万块,平均每块重2吨,整座金字塔重约600万吨。吉萨本地不产石材,这600万吨石头要从外边运来。据希罗多德记载,仅是为了铺设运材料的道路,就用了10万人,花了10年时间。假若没有古埃及所拥有的大规模奴隶劳动,没有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建筑物是盖不起来的。罗马继承了地中海地区各古国积累起来的建筑技术,特别是他们又发明了用柱子支撑起的石拱券,进而创造出十字拱和穹顶。古罗马是一座“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
但东、西方的建筑体系大不相同。中国古代不是石构建筑而是土木建筑。在这里可以就地取材,将黄土夯实,破坏了其自然状态下的毛细结构,就成为密度较大,且有一定的强度和防潮性的夯土。如用版筑法施工,就可以打成夯土墙。结合木构的梁架,就可以建成房屋。它的建筑者基本上是庶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诗·灵台》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像灵台这样的一座大建筑也没几天就建成了。甚至一些巨型建筑,如在西安的西汉明堂辟雍遗址中见到的,也是以夯土台为依托,在高大的阶梯形土台的顶部建厅堂,又在四周建廊屋,使这些单层或多层的房子借助土台连结在一起,从而呈现出有主有从的配置效果,使整座建筑宛若巍峨的多层楼阁;体现出对实用和低成本的双重追求。中国当时使用民力是有节制的,“使民以时”,庶民服徭役从事大兴土木工程也不能耽误农时。中国没有可供任意驱使的奴隶大军,在这方面和古代西方不一样。
下面说交通。
原始社会运重物时常在地上拖,进而发明了拉东西的橇。后来在橇前部加上滚动装置,经改进后乃成为车。但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前,那里一直没有车。印第安人行军的时候,辎重多由妇女背扛。旧大陆历史时期中的车多由牲畜牵引。衡量畜力车的性能时,关键问题是看它的系驾法,即如何将牲口绑在车上让它拉车的方法。在古印度是用牛拉车,车辕捆在牛犄角上。在古埃及、古罗马,拉车的受力点落在马脖子上。马颈部的生理构造和人类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气管、食管在前。那里的古车是让马用脖子拉车,所以跑得越快,越喘不上气来。这种方法叫“颈带式系驾法”,罗马车就是如此,而且往后一直沿用到8世纪。先秦时,中国古车采用“轭靷式系驾法”,汉代改为“胸带式系驾法”。这两种方法都不勒马的气管,驾车的马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中国古代的车战是在奔跑的车与车之间进行的。古代西方虽然也有战车,却不能进行车战。那里的车一般只用于奔袭或追击,接近敌人时,武士还得跳下车来进行步战。罗马帝国晚期于公元438年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中规定,最大的二轮车载重198千克,只不过相当3名战士的体重,要进行车战自然是捉襟见肘了。古罗马屹立在凯旋门和神庙顶上的战车雕塑,艺术水平虽然很高,却不能不认为其性能相当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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