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明末扬州的"商籍之争":秦晋大贾联手大战徽帮(2)

商籍之争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中国商帮历史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清康熙年间（1661年~1722年），经徽商多方运作，清廷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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