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从武林大会看合作

武侠小说普遍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它的个体性，叙述单一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读者作为个体的阅读，追求个体的心灵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越浓，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读者就越能接受。这也是武侠小说之所以长期火爆的原因之一。 


    然而，金庸先生从第一部小说《碧血剑》开始，就已经在试图突出武侠群体的力量了，比如袁承志在武林大会上被推选为七省武林盟主，率领群豪抗击清军，并大获全胜，就是武林各派别合作的成果。有评论说，《书剑恩仇录》中男一号陈家洛是个失败的艺术形象，赵炎以为，如果从“群戏”的角度来理解，陈家洛也就不“失败”了。《书剑》是“群戏”，主角是红花会，而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红花会一共有十四个“当家”，金庸为了渲染群体合作，每个人都得有所着墨，必然就弱化了主角的感染力。 


    也正是有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试图”，金庸先生才最终完成了郭靖和张无忌这两个注重群体合作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我们说，世界上有很多问题，但归结到一点还是合作问题。为什么要合作？如何去合作、去发挥合作的效能？如何规避解决合作中的不利因素？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金庸先生虚构的武林大会中找到答案。 


    武侠世界里的武林大会，说到底还算不上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组织，充其量是个松散型的协作机构，选举出一个武林盟主来行使发号施令的职能。袁承志、郭靖、张无忌等人都曾通过武林大会当选过武林盟主。一般来说，任何组织的存在，不外乎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竞争性组织结构，成员之间的关系互相对立。日月神教的任我行比较偏好这种模式，让手下人互相竞争，互相制衡，以实现驾驭统治的目的；一种个别化组织结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独立的。比如五岳剑派，在未合并之前，各个山头之间就是互相独立的；第三种是协作组织结构，成员之间协同工作并共同分享成果。这方面，全真教是例子，虽然王重阳之后，再无杰出人物，但全真教的群体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从大胜关英雄会开始，郭靖举办过两次武林大会，基本都是成功的。首先，大会的宗旨很明确，发扬武林同道群体之力量，守卫襄阳，保境安民。在这面旗帜的号召下，着实聚集了不少英雄豪杰。其次，黄蓉是丐帮领袖、东邪继承人，郭靖自己与全真教的渊源等等，都使得江湖各派在合作中的不利因素被尽可能地忽略不计了，合作效能也得以充分彰显。试想一下，如果仅凭郭靖黄蓉夫妇二人，又怎能对抗蒙古数十万大军？实践证明，合作共赢才是一个组织的最佳形式。 


    合作共赢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但实施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影响合作效率的因素有三：一是合作主体方面的因素，如合作态度、习惯、心理倾向，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自身素质、能力和知识水平等。二是合作主导方面的因素，如合作的观念、组织合作的能力、调控合作的进程，及有效评价合作情况等。三是合作的技术方面因素，如合作小组的搭配、合作问题的设计、小组内成员的分工及沟通技巧等。 


    我们从少林派举办的屠狮英雄会来分析。合作主体成昆和参会各派，初衷并非是出于群体合作，恰恰相反，他们是来自相残杀抢夺屠龙刀的。这次大会的组织形式，正是第一种的“对立”模式，以至于许多英雄豪杰血溅当场。 


    当蒙古两个万人队围攻少林寺时，屠狮英雄会的合作主导因素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群雄之间从互相对立与仇视转而开始同仇敌忾地合作，张无忌曾经无数次努力而无法实现的合作局面，瞬间就实现了。从技术层面来看，张无忌得到了武穆遗书，设计全歼蒙古一个万人队，使得武侠群体力量的爆发力在此次大会中得以显现。 


    张无忌之后，比较像样的武林大会再未出现过，《鹿鼎记》中的“杀龟大会”原本也还可以，只是被郑克爽那小子一显摆，整个儿掉价了。按照韦小宝的想法，用现在的时髦话形容，那就是，“不要太前，我不想追随；不要太后，我不想超越；结伴而行，永远做朋友。”韦小宝的合作理想：不做鸡头，不为牛后，风雨同行，合作为友。赵炎以为，韦小宝的理想更符合如今的现实，使合作变得更加有“法”可依，因为这是一种人们普遍渴望建立的伙伴友谊。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当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渴望得到归属与爱。武林大会正是侠客们寻觅归宿与爱的最后场所。金庸先生在他的许多小说里均试图告诉读者，每个人在每个层次上都需要别人，都具有强烈的人际之间的心理要求。体现这种心理要求的唯一途径，只有合作。（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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