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段祺瑞的两副面孔：枪杀刘和珍毁了他一世清明？（2）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惨案发生后，内阁已经动议辞职。但据《时报》报道，“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尚未得知，在考量中”。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4月9日，回京的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发布布告，说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 驱逐了段祺瑞，恢复了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究竟在3月18日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国防部的档案显示，苏联早有谋划：“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 寓公 


　　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带着家眷和一批部属再赴天津。 


　　此时的天津是下野政客们的乐园。上流社会的生活可谓迷人而有趣。人们津津乐道于日本总领事的招待会，前总统黎元洪的堂会或是逊帝溥仪的茶话会。毫无疑问，国内外政局总是这些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若是逢着两位前总统徐世昌和曹锟的寿辰，两人的同僚旧部、亲友眷属纷纷前来祝贺，召开盛大的宴会。 


　　相较之下，段祺瑞显得颇为寒酸──他没有自己的宅邸，住在自己的妻弟家中。更令客人们叫苦的是，他宴请客人亦是素席。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搭子们也得在晚上十点前散去。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当有人问他中国内乱不止的原因时，他的回答，不出佛教的因缘。他总是说，国家蒙受苦难，来自恶魔降世，除非将诸魔孽斩杀，否则不能终结苦难。也许，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可以充当降魔杵。如今有一些证据表明，1928年底，他曾经试图恢复他的势力，为此还联络张宗昌向日本求助。（杨天石：《张宗昌穷途作乱，段祺瑞暗中支持》，《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 


　　然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段祺瑞不得不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的积蓄不多，为了量入为出，如今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圈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他过目。家里的佣人是早就裁减了的，以致于有一段时间老部下昼聚夜散前来效力。（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三•一八”的鲜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没有资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后来对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谁下令开了枪，不管是不是激进的党人们利用了青年的热情，不管是不是苏联人在背后使力，有一关是迈不过去的，那便是惨案发生后，《清华周刊》刊发的周传儒的质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 


　　他每天早晨默诵《金刚经》半小时，可有为那些惨死的学生超度过？ 


　　“九•一八”后，日本人又有扶植段祺瑞之意。风传日本人要劫持他，于是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劝他南下颐养。1933年1月22日，火车抵达南京时，蒋介石通令少将以上军人，着军服至车站迎接前民国首脑。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蒋曾是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都出席了蒋介石的招待宴会。段祺瑞深知蒋正是要以此打击日本人的气焰，他在向记者发表的对时局书面意见里说：“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两天后，他到了上海，在霞飞路的一幢公馆里度过了最后四年。 


　　上海《申报》不失时机地报道，当日本以种种权力诱惑段祺瑞时，这位前临时执政表示，唯有日方先取消傀儡组织，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才可以与之商谈。《申报》因此感慨万分：“而一般无耻汉奸甘为亡国奴，受某国指使而奔走者，亦大有人在。”谁又能想得到，这个以“亲日卖国”出名的北洋大佬，当年袁世凯召集内阁研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唯独他主张动员军队，大不了与日偕亡。 


　　段祺瑞去世两年后，吴廷夑撰写了《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文末说“合肥之行藏，非一人之得失，乃关一国之兴替”。他还提出了一种可能：若还是段祺瑞一直当政，或许“九•一八”也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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