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子引发的社会变革
孟姜女一哭，长城就倒了，女性威力可见一斑。同样汉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女性，为了一片孝心，用一纸满含泪水的文字，感动了汉文帝，也改变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刑罚制度。
先秦时期，当时的刑罚是及其野蛮和残酷的，这些刑罚统称为“肉刑”，是中国古代残害肢体肌肤、破坏身体机能的刑罚，包括墨、劓、刖、宫等。这种原始野蛮的酷刑，从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汉初。
直到一次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这种状况，这次事件，史称“缇萦上书”。
公元前167年，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没有多久，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那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说他是错治了病。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到长安去离开家的时候，望着女儿们叹气，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去，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
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
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
“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回儿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大受触动，就下诏：“我听说尧舜时无肉刑，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老百姓都不犯法，真是天下大治！如今法律规定了多种肉刑，仍然不能制止犯罪，这是谁的过错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因为我不能教化百姓而致使愚民陷入罪刑，我很惭愧。《诗经》上说君子是万民的父母，如今百姓犯法，我没有教化他们却先对他们处刑，即使他们想改过也不可能了，我很可怜苍生。刑罚之酷以至于要斩断肢体、在肌肤上刻字，受刑者终身受苦受辱，这样的刑罚太残忍太痛苦，有伤仁德！这哪里是民之父母的本意！应当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来替代！”
后来这条诏令付诸实践，形成明确的法令。于是，自夏商周以来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肉刑”制度，开始成为了历史。
高深的治国智慧
作为一个英明的帝国掌舵者，自然不会因个人的喜好而随意制定一项影响重大的政策，他废除肉刑的背后是有很深的社会背景的。
在汉文帝实施刑罚改革以前，汉代的刑罚制度按“汉承秦制”的体制格局，基本承袭了秦代的刑罚体系。而秦代的刑罚制度，不仅方法严酷，体系也比较混乱，肉刑、徒刑常结合使用，刑种之间的轻重等差亦不是很严格、固定，因而从整体上看显得既严且繁。
秦亡之后，后人在总结评价有秦一代的政治得失时，一般均认为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刑罚严酷，史书上有所谓“劓鼻盈车”，被处劓刑的人犯众多，割下的鼻子装满了一车又一车；“履贱踊贵”，被处斩趾刑的人犯多到正常的鞋已很少人买，因为多数人均受刑罚而被砍去了脚趾，大家争相购买适合无脚趾人穿的仿照正常鞋做的“踊”，遂使鞋贱而“踊贵”。如此夸张记述并不是个例。
以肉刑为代表的传统刑体系，背负着亡秦的恶名，成了社会指责的焦点之一。从而为改革肉刑提供了一个很现实的诱因。
西汉初期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条件的限制，无法对继承而来的秦代刑罚体系中的弊端进行系统的改革，仅仅针对一些典型的酷刑与相关制度加以废止。到汉文帝时实际已经成熟，就果断废除了肉刑。
历史的遗痕
领会了汉文帝的意思后，当时的丞相张苍与御史大夫冯敬奉诏改革刑罚，主要内容是用徒、笞、死三刑取代传统的黥、斩左趾、斩右趾等肉刑。
但因缺乏实践经验，所定笞数太高，实际施行中经常杖人至死，故时人讥讽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为此，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和中六年（公元前144年）两次下诏递减笞数，再行改革，《汉书·刑法志》载：将原来劓刑的笞三百最终定为笞一百，斩左趾的笞五百改定为笞二百，并颁布“ 令”，确定笞刑的刑具、行刑方法等。限制笞杖规格及受笞部位，使“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的景况得以改变，“自是笞者得全”。《汉书·景帝纪》讲景帝时还曾规定：“改磔（俗称千刀万剐）曰弃市（斩首），勿复磔”。
至此，西汉中期的刑罚改革始告完成。
历史上的“肉刑”被汉文帝废除了，将社会注入了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同样的刑罚制度改革，让我想起当今世界“去死刑化”的思潮。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从明文或者实践中废除了死刑，我国作为所谓的“刑罚最重国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死刑罪名仍然高达55个，现今司法界对此问题极为关注，最近影响全国的大案中的争论焦点，无一不与死刑的存废息息相关。由此可见，社会各界对死刑的改革方略仍未达成共识，死刑在中国的存废进程，依然需要细细考量。
也许现实存在种种困难，但是废除死刑已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的法律在不断完善，在不断发展，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恢复上古时期那样的兴旺发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刘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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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姜女一哭，长城就倒了，女性威力可见一斑。同样汉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女性，为了一片孝心，用一纸满含泪水的文字，感动了汉文帝，也改变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刑罚制度。
先秦时期，当时的刑罚是及其野蛮和残酷的，这些刑罚统称为“肉刑”，是中国古代残害肢体肌肤、破坏身体机能的刑罚，包括墨、劓、刖、宫等。这种原始野蛮的酷刑，从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汉初。
直到一次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这种状况，这次事件，史称“缇萦上书”。
公元前167年，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没有多久，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那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说他是错治了病。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到长安去离开家的时候，望着女儿们叹气，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去，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
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
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
“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回儿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大受触动，就下诏：“我听说尧舜时无肉刑，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老百姓都不犯法，真是天下大治！如今法律规定了多种肉刑，仍然不能制止犯罪，这是谁的过错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因为我不能教化百姓而致使愚民陷入罪刑，我很惭愧。《诗经》上说君子是万民的父母，如今百姓犯法，我没有教化他们却先对他们处刑，即使他们想改过也不可能了，我很可怜苍生。刑罚之酷以至于要斩断肢体、在肌肤上刻字，受刑者终身受苦受辱，这样的刑罚太残忍太痛苦，有伤仁德！这哪里是民之父母的本意！应当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来替代！”
后来这条诏令付诸实践，形成明确的法令。于是，自夏商周以来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肉刑”制度，开始成为了历史。
高深的治国智慧
作为一个英明的帝国掌舵者，自然不会因个人的喜好而随意制定一项影响重大的政策，他废除肉刑的背后是有很深的社会背景的。
在汉文帝实施刑罚改革以前，汉代的刑罚制度按“汉承秦制”的体制格局，基本承袭了秦代的刑罚体系。而秦代的刑罚制度，不仅方法严酷，体系也比较混乱，肉刑、徒刑常结合使用，刑种之间的轻重等差亦不是很严格、固定，因而从整体上看显得既严且繁。
秦亡之后，后人在总结评价有秦一代的政治得失时，一般均认为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刑罚严酷，史书上有所谓“劓鼻盈车”，被处劓刑的人犯众多，割下的鼻子装满了一车又一车；“履贱踊贵”，被处斩趾刑的人犯多到正常的鞋已很少人买，因为多数人均受刑罚而被砍去了脚趾，大家争相购买适合无脚趾人穿的仿照正常鞋做的“踊”，遂使鞋贱而“踊贵”。如此夸张记述并不是个例。
以肉刑为代表的传统刑体系，背负着亡秦的恶名，成了社会指责的焦点之一。从而为改革肉刑提供了一个很现实的诱因。
西汉初期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条件的限制，无法对继承而来的秦代刑罚体系中的弊端进行系统的改革，仅仅针对一些典型的酷刑与相关制度加以废止。到汉文帝时实际已经成熟，就果断废除了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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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了汉文帝的意思后，当时的丞相张苍与御史大夫冯敬奉诏改革刑罚，主要内容是用徒、笞、死三刑取代传统的黥、斩左趾、斩右趾等肉刑。
但因缺乏实践经验，所定笞数太高，实际施行中经常杖人至死，故时人讥讽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为此，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和中六年（公元前144年）两次下诏递减笞数，再行改革，《汉书·刑法志》载：将原来劓刑的笞三百最终定为笞一百，斩左趾的笞五百改定为笞二百，并颁布“ 令”，确定笞刑的刑具、行刑方法等。限制笞杖规格及受笞部位，使“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的景况得以改变，“自是笞者得全”。《汉书·景帝纪》讲景帝时还曾规定：“改磔（俗称千刀万剐）曰弃市（斩首），勿复磔”。
至此，西汉中期的刑罚改革始告完成。
历史上的“肉刑”被汉文帝废除了，将社会注入了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同样的刑罚制度改革，让我想起当今世界“去死刑化”的思潮。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从明文或者实践中废除了死刑，我国作为所谓的“刑罚最重国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死刑罪名仍然高达55个，现今司法界对此问题极为关注，最近影响全国的大案中的争论焦点，无一不与死刑的存废息息相关。由此可见，社会各界对死刑的改革方略仍未达成共识，死刑在中国的存废进程，依然需要细细考量。
也许现实存在种种困难，但是废除死刑已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的法律在不断完善，在不断发展，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恢复上古时期那样的兴旺发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刘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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