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为慈禧正名：晚年推行新政 功绩超越百日维新(1)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原题为“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 



　　清末朝廷有过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革新与守旧。激烈斗争中的两个阵营，都有大量的汉族高级官员和著名知识分子，且在两个对立阵营中各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场斗争的结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深远。权力斗争背后的铁腕太后也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历史学家对这位铁腕太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的。这位铁腕太后，就是本文的主角慈禧太后。 


　　洋务和维新时期的慈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如何应付这场战争，清政府内部存在着两派。一派以慈禧太后为首，史称后党，主张避战求和；另一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史称帝党，是主战的一派。光绪皇帝虽已亲政，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仍在慈禧手里。后党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派，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大臣，都仰承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对日作战的军事统帅，却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拥有用洋枪洋炮洋军舰武装起来的海军和陆军，单从军事力量来说，与日本不相上下，官兵们为国捐驱的献身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但由于政治腐败、战略错误，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最贪婪的条约。 


　　《马关条约》，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新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一个新近崛起的小国打败，这一严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思考。 


　　日本向西方学习和中国“师夷之长技”，差不多是在同时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用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後，短短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後的被人欺侮的小国，奇迹般地变成令人刮目相看的强国。而中国呢，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虽然建立了许多近代工矿企业和颇具规模的近代海军，依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只着眼於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洋务派是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说，只允许在工业技术方面进行改革，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洋务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者是官商合办，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都带进了企业，使企业衙门化，缺乏生机和活力。企业里养了一批根本不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和在科学技术上一无所长的官僚，官僚们的一大批亲朋好友也在企业里挂名分肥。积弊积弱的中国，没有通过30年的求富图强的运动真正富强起来。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之点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推进。1881年10月天皇发布诏书，宣布1890年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5年2月11日由天皇颁布日本宪法。1890年召开国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宪法将各项改革成果从法律上肯定下来，标志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制的最后确立。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洋务派那种只在工业企业上向西方学习无补於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便有了光绪皇帝支持下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领的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拥立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其目的是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慈禧太后又何尝不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呢?她的侍卫女官德龄在回忆慈禧时曾说：“我希望我们中国将来会强大。”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慈禧开始并不反对，如果那时她说半个“不”字，奕欣、文祥、李鸿章、曾国藩，就不敢有任何作为，什么向西方学习、制造洋枪洋炮、开办新式工厂、派人出国留学等等，一件事情也办不成。据《慈禧传言录》载：“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慈禧太后有一条铁的准则是必须严守的，即“师夷之长技”可以，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马关条约》剌痛了光绪，“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难道《马关条约》就没有剌痛慈禧太后?她就心甘情愿地把大清江山割让一块给外敌?她就心甘情愿地把白花花的银子作为战争赔款送给外人?据《盛宣怀未刊信稿》载，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慈禧在召见盛宣怀时曾说：“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不要让大清江山被列强蚕食鲸吞，帝党和后党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光绪变法图强之初，慈禧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光绪帝在下决心变法之前，曾到颐和园叩见慈禧太后请旨，慈禧对光绪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还曾明确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致国家于富强是共同的要求，变法也是可以的，但还是要坚守那条铁的准则：“祖宗之法不可变”!当然皇太后的绝对权威，满洲的权势，也是不允许有丝毫触动的。慈禧太后尤其不愿看到的，是在光绪皇帝周围聚集了一股新的势力，一批不受慈禧太后喜欢的人；而这些人也不喜欢慈禧太后所宠信的死守着祖宗旧法的老臣。这是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的焦点，这两方面的人愈聚愈多，矛盾也就愈来愈激烈。当恭亲王奕欣还活着的时候，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既能约束光绪皇帝，也能向慈禧太后进言，实际上起到了在帝后两党之间进行协调的作用。奕欣关于变法的主张接近于慈禧，他认为“祖宗旧制不可尽更，新进之士不可遽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欣去世，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几天以后，光绪不得不遵照慈禧的旨意砍断自己的左臂右膀，下谕将草拟这个《明定国是诏》的翁同和开缺回籍。同日以荣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命二品以上大臣要到慈禧太后处谢恩。慈禧这几项措施，是对刚刚起步的维新变法的当头一棒。光绪心里明白，他已失去了二品以上大臣的进退黜陟之权，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只对慈禧效忠，对皇帝的诏谕却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甚至公然抗旨。帝后两党之间的裂隙已经演变成了鸿沟，变法的失败已成定局，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慈禧对待维新变法，就像猫对待利爪下的老鼠一样，随时可以把它一口吞下。但暂时让它在心惊肉跳中活着，当作玩物一擒一纵地捉弄它，向那些敢于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人显示自己的权威。 


　　由于操纵朝廷实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自6月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起，维新变法只进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处死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先后罢免或遣戍参与新政的官员数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志士亡命海外。慈禧策动政变的得力亲信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操军政大权。被光绪革罢的官员，一一起用。恢复八股旧制，停止经济特科，除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外，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政诏令。 

 
      慈禧的宣战与求知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在廊坊一带受义和团抗击。6月17日晨，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优势兵力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炮台失守，守将自尽。 


　　这时，清政府面临空前严峻的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人数众多、具有强烈盲目排外思想的义和团；外患是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八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侵略军。如何对付义和团，如何对付八国联军，这是当时关系国家命运的艰难选择。慈禧为此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名为御前会议，实际上是慈禧一人说了算。这时，慈禧获得两个完全不准确的信息，一个信息是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有不怕洋枪洋炮敢于和一切“洋鬼子”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信息使慈禧太后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结论。另一个信息是各国公使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这个信息使慈禧得出了洋鬼子可恨的结论。在6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各国宣战。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没有进行任何战争动员，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均无准备的情况下，便向为数众多的强国宣战，总署随即照会各国公使，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京。宣战之后，慈禧所作的唯一重大决策是“招抚”义和团，利用这些未经军事训练手持简陋武器的团民去围攻外国驻华使馆，击杀外国人。由于慈禧的所作所为，一场本应是全国军民高举反侵略的伟大旗帜，坚决抵抗入侵之敌的正义斗争，起码在外观上扭曲成了一场愚昧的盲目的排外活动，而这个活动中还夹杂着帝后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 


　　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后，曾令各省督抚将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东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却提出了与慈禧主政下的北京中央政府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史称“东南互保”。所谓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还加上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巡抚。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是“乱民”，他们戕害无辜洋人，焚烧洋货洋房，杀死外国外交官员，必然造成全局混乱，不可收拾。这些地方实力派公然对抗慈禧太后的决策，要求立即剿灭义和团；要求饬令各国使臣分别向各国道歉；要求“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几个地方督抚大员竟敢串通一气，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立，这是从清王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奇变。公然抗旨，其罪当诛，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可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却顾不得这些，在报告有关东南互保的电文上，无可奈何地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她心里当然明白，这些督抚大员的行动，无论怎么辩解，都越出了可以容忍的界限，但她不得不容忍他们的越轨行为。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惊惶失措，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向西逃亡，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赋予便宜行事之权，收拾她留下的乱摊子。在仓皇逃命时，还没有忘记下令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 


　　受命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非常清楚与联军议和这副担子的分量。要使联军停止在华的烧杀抢掠，结束战争行动，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项新的曲辱条约上签字是避不可免的。李鸿章犹豫了，朝廷多次电催他兼程北上，而他于7月21日从广州到达上海，便称病在此暂住，直到9月14日，也就是派他为全权大臣之后一个月零七天，他才自上海起程北上。 


　　慈禧太后从6月21日下诏向列强宣战，到8月7日派李鸿章向列强求和，这个急转变才用了四十几天的时间。 


　　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议和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大的难点是惩办肇事大臣和赔款数额。每一个谈判细节都要请示，正如奕劻、李鸿章奏报中所说：“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列强屯兵京津，拿到谈判桌上的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还不时以派兵到西安相威胁。逃亡在外的慈禧希望尽快谈成，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则希望尽量减少损失。列强之间由于各自的在华利益不同，相互钩心斗角，还需要时间协调立场缓解冲突。求和谈判进行了一年之久，奕劻、李鸿章将最后文本电奏，慈禧太后立即批准：“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钦此。”1901年9月7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我十一国代表，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共十二条。因为是辛丑年，故称之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要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和地方赔款，总额超过10亿两白银。因为是为上一年的事件赔款，所以称之为庚子赔款。这是自“马关条约”以来，列强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又一贪婪无耻的条约。 


　　慈禧罪己、求言和变法 


　　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中对列祖列宗及慈禧太后作了一番颂扬之后说：“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无论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会知道，承认“负罪实甚”的不应被幽禁的光绪，而是专制独裁的慈禧。 


　　8月22日，在向西继续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又下诏求直言。谕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谁都看得出来，做出这种虚心纳谏姿态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这道求直言的诏书，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因为谁也不敢轻易相信慈禧求直言是真诚的。 


　　又过了100天，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在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督抚、驻扎各国使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有因有革，有省有并，各举所知，限两个月内详悉以闻。”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两个月过去了，屠杀维新志士的恐怖记忆，使大臣们仍然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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