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抗战刚毕，两人很自然地谈起来当时的情形。一段时间，梅兰芳避难香港。后来香港陷落，梅的处境艰难。日本军中，有一军官从小看过梅兰芳演出，极有好感，经他帮助，才得脱险。谈话之间，丰子恺注意到，梅兰芳说话常常借助手势，自然而到位，使人对其表达能力感触深入。
颇有佛性的丰子恺当时有许多感慨，他觉着，梅兰芳已五十多岁，再过十数年，这身材容貌，便无从保持，这实在令人惋惜。所以，他极力劝梅兰芳，希望他多录唱片，多拍有声有色的电影。当时各方技术都相当有限，梅兰芳告诉说有许多困难，不能顺利进行。当时郎静山等人请这两位艺术家在院子里留下多张合影，这成为他们第一次会见的珍贵纪念。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1948年）清明过后，丰子恺与自己两位喜爱京剧的女儿，再次从杭州赶往上海，去看梅兰芳的演出。本来，丰子恺担心给梅兰芳添应酬之劳，不打算去访问他。可因为看了一出《洛神》之后，感触良多，再加上两位女儿极为渴望见到梅兰芳真面，便决定第二天前去拜会。
这次前往，丰子恺没有请摄影记者，只是托梅的二胡琴师倪秋平先行通知，然后带着两个京剧迷女儿前往。刚准备上车时，遇见次女婿在那里擦皮鞋。得知是去访梅兰芳，女婿急得连后半也不擦了，一下子钻进车子。女儿们都说他有“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大约时局较好，丰子恺这次见到的梅兰芳，似乎比去年还显得年轻，脸面更加丰满，头发更加青黑……他转过脸看了看女儿女婿，发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梅兰芳，不说话，也不动弹，就像城隍庙里的泥塑，感觉有些好笑。可孩子们看过梅兰芳后，转过脸来看父亲丰子恺，一下子都笑了。原来，丰子恺年龄比梅兰芳还小，但因留起长须，又是白发，显得比梅老相得多，孩子们因而忍俊不禁。
谈话间，丰子恺再申去年话题。他以为，像《洛神》这样好的剧目，最好能拍摄成有声有色的电影，可以使其长久而广泛地流传。其他艺术品，如书画，可以制版精印，长期流传，可戏剧中的唱功、作功，却非电影才能保存下来。梅兰芳也有此念头，但因为种种技术等方面的困难，终未实现。这使丰子恺十分感叹。
两位艺术家又谈起了京剧的象征表现手法。梅兰芳说在莫斯科看到过投水表演，是将一块大白布，四角由人扯住摇动，表示水波，布中间开有洞，人投水便跃入洞中。梅兰芳说京剧如《打渔杀家》则不然，不须用布，只用身体上下动作就表现出水波起伏。这就是京剧的象征表现。看着身穿西服的梅兰芳做出女儿家的柔媚动作，大家都笑了起来。丰子恺由此联想，京剧里开门、骑马、摇船，只凭动作，无须道具，这样，既做了大量省略，又激发了观众的想象，这显然比添加许多实景更富有表现力。
三
这次拜访前，丰子恺还准备了一件礼物：一柄由他绘画书法的扇子。扇面的画用的是苏曼殊的一句诗意：“满山红叶女郎樵”；另一面书了一首老师弘一大师在俗时赠人的《金缕曲》：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漫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
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这书与画，是丰子恺在一个精神饱满的清晨用心作出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梅兰芳这样具有高尚人格的艺术天才的敬爱。（当时有人笑丰子恺对梅兰芳的敬爱是“拜倒石榴裙下”，丰子恺回答：“我其实应该拜倒”）
因为梅兰芳晚上还有演出，坐了一阵，丰子恺便起身告别。两个女儿一定要与梅兰芳照相留念。这次没有摄影师，两个女儿只能分别自己拍摄。最后还遗憾不能同时与“伶王”合摄一张。可与梅兰芳见此一面，已异常满足了。
第二天，梅兰芳到丰子恺旅居的振华旅馆回访，这使旅馆里的茶房、账房大为吃惊。他们这才知道，丰子恺是书画名家，于是赶紧买来纪念册，求他题字留念。由此，丰子恺感到，京剧的影响，与书画、金石、雕塑、音乐、舞蹈，甚至文学等比较，在当时的中国，最深入人心。人们从中辨忠奸，修习为人，因而社会效果最突出，起码，这些茶房、账房一干人，认梅兰芳，比认自己的书画要多得多。虽然他人常夸丰子恺“名满天下”、“妇孺皆知”。
全国解放后，梅兰芳居留北京。因为有前缘，丰子恺每次赴京开会，总要前往见面。1961年8月，艺术大师梅兰芳逝世，丰子恺深为震惊。他立即写出《梅兰芳不朽》的悼念文章，着重从抗战时期梅兰芳的留须照片谈起，来称颂梅的人格。认为“他的爱国精神，永远给我们以教育”。第二年，丰子恺再次动笔，写出《威武不能屈》一文，作为梅兰芳逝世周年纪念。文首，他引用了《离骚》中的诗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文中仍以抗战时期梅的精神为称颂对象，认为梅兰芳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将国家兴亡负之仔肩，因此，其“威武不能屈的英雄精神，长留青史，永铭人心，春秋代序，草木可以零落，但此‘美人’永远不会迟暮。”给了梅兰芳极高的评价。
丰子恺一生，刻意敬服之人极有限，梅兰芳是一个例外。他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以访梅兰芳为第一次。”从他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他不仅敬重梅兰芳的艺术，更敬重一位艺人在抗战中的大义之举，敬重其人品。两位艺术家之间的交往，显现出的，正是这样的价值追求。
这种对于人格超乎从艺本身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恐怕已经很稀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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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佛性的丰子恺当时有许多感慨，他觉着，梅兰芳已五十多岁，再过十数年，这身材容貌，便无从保持，这实在令人惋惜。所以，他极力劝梅兰芳，希望他多录唱片，多拍有声有色的电影。当时各方技术都相当有限，梅兰芳告诉说有许多困难，不能顺利进行。当时郎静山等人请这两位艺术家在院子里留下多张合影，这成为他们第一次会见的珍贵纪念。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1948年）清明过后，丰子恺与自己两位喜爱京剧的女儿，再次从杭州赶往上海，去看梅兰芳的演出。本来，丰子恺担心给梅兰芳添应酬之劳，不打算去访问他。可因为看了一出《洛神》之后，感触良多，再加上两位女儿极为渴望见到梅兰芳真面，便决定第二天前去拜会。
这次前往，丰子恺没有请摄影记者，只是托梅的二胡琴师倪秋平先行通知，然后带着两个京剧迷女儿前往。刚准备上车时，遇见次女婿在那里擦皮鞋。得知是去访梅兰芳，女婿急得连后半也不擦了，一下子钻进车子。女儿们都说他有“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大约时局较好，丰子恺这次见到的梅兰芳，似乎比去年还显得年轻，脸面更加丰满，头发更加青黑……他转过脸看了看女儿女婿，发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梅兰芳，不说话，也不动弹，就像城隍庙里的泥塑，感觉有些好笑。可孩子们看过梅兰芳后，转过脸来看父亲丰子恺，一下子都笑了。原来，丰子恺年龄比梅兰芳还小，但因留起长须，又是白发，显得比梅老相得多，孩子们因而忍俊不禁。
谈话间，丰子恺再申去年话题。他以为，像《洛神》这样好的剧目，最好能拍摄成有声有色的电影，可以使其长久而广泛地流传。其他艺术品，如书画，可以制版精印，长期流传，可戏剧中的唱功、作功，却非电影才能保存下来。梅兰芳也有此念头，但因为种种技术等方面的困难，终未实现。这使丰子恺十分感叹。
两位艺术家又谈起了京剧的象征表现手法。梅兰芳说在莫斯科看到过投水表演，是将一块大白布，四角由人扯住摇动，表示水波，布中间开有洞，人投水便跃入洞中。梅兰芳说京剧如《打渔杀家》则不然，不须用布，只用身体上下动作就表现出水波起伏。这就是京剧的象征表现。看着身穿西服的梅兰芳做出女儿家的柔媚动作，大家都笑了起来。丰子恺由此联想，京剧里开门、骑马、摇船，只凭动作，无须道具，这样，既做了大量省略，又激发了观众的想象，这显然比添加许多实景更富有表现力。
三
这次拜访前，丰子恺还准备了一件礼物：一柄由他绘画书法的扇子。扇面的画用的是苏曼殊的一句诗意：“满山红叶女郎樵”；另一面书了一首老师弘一大师在俗时赠人的《金缕曲》：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漫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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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与画，是丰子恺在一个精神饱满的清晨用心作出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梅兰芳这样具有高尚人格的艺术天才的敬爱。（当时有人笑丰子恺对梅兰芳的敬爱是“拜倒石榴裙下”，丰子恺回答：“我其实应该拜倒”）
因为梅兰芳晚上还有演出，坐了一阵，丰子恺便起身告别。两个女儿一定要与梅兰芳照相留念。这次没有摄影师，两个女儿只能分别自己拍摄。最后还遗憾不能同时与“伶王”合摄一张。可与梅兰芳见此一面，已异常满足了。
第二天，梅兰芳到丰子恺旅居的振华旅馆回访，这使旅馆里的茶房、账房大为吃惊。他们这才知道，丰子恺是书画名家，于是赶紧买来纪念册，求他题字留念。由此，丰子恺感到，京剧的影响，与书画、金石、雕塑、音乐、舞蹈，甚至文学等比较，在当时的中国，最深入人心。人们从中辨忠奸，修习为人，因而社会效果最突出，起码，这些茶房、账房一干人，认梅兰芳，比认自己的书画要多得多。虽然他人常夸丰子恺“名满天下”、“妇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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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文中仍以抗战时期梅的精神为称颂对象，认为梅兰芳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将国家兴亡负之仔肩，因此，其“威武不能屈的英雄精神，长留青史，永铭人心，春秋代序，草木可以零落，但此‘美人’永远不会迟暮。”给了梅兰芳极高的评价。
丰子恺一生，刻意敬服之人极有限，梅兰芳是一个例外。他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以访梅兰芳为第一次。”从他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他不仅敬重梅兰芳的艺术，更敬重一位艺人在抗战中的大义之举，敬重其人品。两位艺术家之间的交往，显现出的，正是这样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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