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李四光为孙中山遗体抬棺,1927年离京南下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现为张自忠路23号)逝世。4月2日,中山先生的灵榇由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国民政府选拔出六位对辛亥革命有重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杰出人士为中山先生抬棺。水晶棺被抬到公园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榇上,平稳地放在了六个人的肩头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队伍出发了。六个人当中,走在左前方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他肩抬灵榇,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向前。他的目光深邃而忧郁,流露着对国事的担忧。
这位男子就是李四光。此时此刻,也许他会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1905年加入同盟会时,李四光是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中山先生非常高兴,勉励他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话,回荡在他耳边,久久没有消散……
那天,李四光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
1926年,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出师北伐。1927年6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指派刘哲为教育总长。不久,北京九所国立大专学校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为此而一度中断。由于形势恶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目于南方。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应院长蔡元培的邀请,离开北京去南京、上海等地,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从此,李四光结束了在北京的八年生活,开始了新的征程。
嘉祥里、遂安伯胡同、象鼻子沟:解放后李四光住过的三个地方
宽阔笔直的金宝街上,一辆辆豪华轿车从眼前驶过。街北街南,高楼林立,富丽堂皇。现在,这是东城区的重要商圈。而在十几年前,金宝街还是一条小巷,名叫“遂安伯胡同”。
遂安伯,始伯陈志,四川巴县人。出身行伍,明洪武中为燕山护卫指挥佥事,后追随朱棣,屡立战功,永乐元年(1403年)因功封遂安伯。《明史》称其“素以恭谨受知,戮力戎行,始终不懈”。永乐八年(1411年)卒。陈志子孙八代八伯皆居于此。本世纪初,遂安伯胡同被改造成金宝街,一点也看不出昔日胡同的模样了。
1950年底,住在遂安伯胡同的人们,突然发现小巷中多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身高大约1.75米,在当时算是高个子。他身材消瘦,穿着一件干部服,饭后常在胡同里散步,碰见街坊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李四光。
1927年,李四光离开北京后,先是出任中央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所长。192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31年,他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9年,专著《中国地质学》在英国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国内进行了许多科学考察。1948年,李四光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李四光被任命为副院长。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燮林亲自去迎接他们。李四光夫妇先住六国饭店,后迁入北京饭店。年底,又搬到了遂安伯胡同。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4年2月,他做了重要报告《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详细论证了我国三大含油远景区域。1955年1月,他出席了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批准组织多个石油普查大队。
1955年秋天,他举家迁往复兴门内的嘉祥里。我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也查到这个地方。直到看了《1950北京市街道详图》才知道,嘉祥里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所在地。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为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长。同年年底,他又搬到了西山象鼻子沟。和城里的遂安伯胡同、嘉祥里相比,这里虽然偏僻,但要清静许多,更有利于年近七旬的李四光工作和休息。在这里,李四光一直住到了1962年1月。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的地质人才做出了许多贡献。
紫竹院北边的李四光纪念馆:李四光在北京最后一个住处
中关村南大街上,车流如潮。我在“国家图书馆”下车,向北走了一小会儿,向左拐,走上了万寿寺路。
这是条宽阔的马路,2004年才通车,是中关村南大街和西三环之间的联络线。由于不通公交车,我只能步行,向西走了十分钟,过了北京舞蹈学院南门、紫竹院公园北门,很快就到了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南门。旁边就是李四光纪念馆,因为李先生的后人还在此居住,现在不对外开放,只接受内部参观。
在研究所赵主任的帮助下,我有幸见到了李四光生前的秘书马胜云老先生。年过八旬的马老,不辞辛劳,亲自带我参观纪念馆,为我讲述了李先生在北京最后的故事。
1962年,因为象鼻子沟要搞战备工程,李四光不得不再次搬家。当时,有关部门请他去东城门西总布胡同看房子。这是一处宽大的四合院,政协副主席李济深生前曾住在那里。但是,李四光觉得房子比较豪华,不符合自己的个性,所以礼貌地谢绝了这个建议。他相中了紫竹院北边的一片地方。这里没什么住户,树林密布,绿意盎然,宁静清爽。而且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上风上水,空气清新,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最后,李四光就举家搬到这里。
晚年的李先生饮食非常清淡,经常喝用玉米须子煮的水;平时穿的衣服是补丁撂补丁,只有参加正式会议时才会穿得好一点。虽然年迈体衰,他仍然坚持工作,尤其重视对地震研究、石油勘探的指导。1971年4月底,李四光突然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4月28日,他对大夫说:“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长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还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把全国地图集带到医院来。遗憾的是,第二天,李先生便与世长辞,享年82岁。
在地质力学所南门外,我看到一棵巨大的银杏树。远远望去,蓊郁茂密的树冠,翠色欲滴,透着生命的活力,真像一把半撑的绿色大伞。近看,枝干盘曲扭错,犹如数条龙蛇蜿蜒纠缠。马老告诉我,这是一株古银杏,树干周长9.8米,树高27米,树冠荫地面积400平方米。民间传说,杨六郎曾在树下饮水乘凉,李闯王的将士曾在这里燃篝取暖。2004年修建万寿寺路时,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特意以它为中心设计了一个很宽的绿化带,车子从两边绕开行驶。
当年,李四光先生曾常在这棵银杏树下思考问题,一边想一边散步,穿过树林,从地质力学所的东边向北走,然后再往东走,一直走到白颐路(今中关村南大街),再按原路返回。时间一长,竟然在荒地上踩出了一条土路。后来,荒地上盖了许多平房,有不少住户进进出出,经过的都是李先生双脚踩出来的那条路,人们称为“李四光小道”。1985年,李四光小道东西走向的那一段,被拓宽辟筑为沥青路,次年名之为“民族学院南路”,后来改称“民族大学南路”。而南北走向的那一段,现在也成为民族大学西路的南段。
徘徊在银杏树下,抚今忆昔,感慨良多。我仿佛看见李四光先生迈着矫健有力的步子,微笑着走过来。一阵小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难忘的往事…… (侯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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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现为张自忠路23号)逝世。4月2日,中山先生的灵榇由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国民政府选拔出六位对辛亥革命有重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杰出人士为中山先生抬棺。水晶棺被抬到公园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榇上,平稳地放在了六个人的肩头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队伍出发了。六个人当中,走在左前方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他肩抬灵榇,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向前。他的目光深邃而忧郁,流露着对国事的担忧。
这位男子就是李四光。此时此刻,也许他会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1905年加入同盟会时,李四光是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中山先生非常高兴,勉励他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话,回荡在他耳边,久久没有消散……
那天,李四光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
1926年,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出师北伐。1927年6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指派刘哲为教育总长。不久,北京九所国立大专学校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为此而一度中断。由于形势恶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目于南方。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应院长蔡元培的邀请,离开北京去南京、上海等地,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从此,李四光结束了在北京的八年生活,开始了新的征程。
嘉祥里、遂安伯胡同、象鼻子沟:解放后李四光住过的三个地方
宽阔笔直的金宝街上,一辆辆豪华轿车从眼前驶过。街北街南,高楼林立,富丽堂皇。现在,这是东城区的重要商圈。而在十几年前,金宝街还是一条小巷,名叫“遂安伯胡同”。
遂安伯,始伯陈志,四川巴县人。出身行伍,明洪武中为燕山护卫指挥佥事,后追随朱棣,屡立战功,永乐元年(1403年)因功封遂安伯。《明史》称其“素以恭谨受知,戮力戎行,始终不懈”。永乐八年(1411年)卒。陈志子孙八代八伯皆居于此。本世纪初,遂安伯胡同被改造成金宝街,一点也看不出昔日胡同的模样了。
1950年底,住在遂安伯胡同的人们,突然发现小巷中多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身高大约1.75米,在当时算是高个子。他身材消瘦,穿着一件干部服,饭后常在胡同里散步,碰见街坊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李四光。
1927年,李四光离开北京后,先是出任中央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所长。192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31年,他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9年,专著《中国地质学》在英国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国内进行了许多科学考察。1948年,李四光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李四光被任命为副院长。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燮林亲自去迎接他们。李四光夫妇先住六国饭店,后迁入北京饭店。年底,又搬到了遂安伯胡同。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4年2月,他做了重要报告《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详细论证了我国三大含油远景区域。1955年1月,他出席了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批准组织多个石油普查大队。
1955年秋天,他举家迁往复兴门内的嘉祥里。我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也查到这个地方。直到看了《1950北京市街道详图》才知道,嘉祥里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所在地。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为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长。同年年底,他又搬到了西山象鼻子沟。和城里的遂安伯胡同、嘉祥里相比,这里虽然偏僻,但要清静许多,更有利于年近七旬的李四光工作和休息。在这里,李四光一直住到了1962年1月。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的地质人才做出了许多贡献。
紫竹院北边的李四光纪念馆:李四光在北京最后一个住处
中关村南大街上,车流如潮。我在“国家图书馆”下车,向北走了一小会儿,向左拐,走上了万寿寺路。
这是条宽阔的马路,2004年才通车,是中关村南大街和西三环之间的联络线。由于不通公交车,我只能步行,向西走了十分钟,过了北京舞蹈学院南门、紫竹院公园北门,很快就到了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南门。旁边就是李四光纪念馆,因为李先生的后人还在此居住,现在不对外开放,只接受内部参观。
在研究所赵主任的帮助下,我有幸见到了李四光生前的秘书马胜云老先生。年过八旬的马老,不辞辛劳,亲自带我参观纪念馆,为我讲述了李先生在北京最后的故事。
1962年,因为象鼻子沟要搞战备工程,李四光不得不再次搬家。当时,有关部门请他去东城门西总布胡同看房子。这是一处宽大的四合院,政协副主席李济深生前曾住在那里。但是,李四光觉得房子比较豪华,不符合自己的个性,所以礼貌地谢绝了这个建议。他相中了紫竹院北边的一片地方。这里没什么住户,树林密布,绿意盎然,宁静清爽。而且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上风上水,空气清新,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最后,李四光就举家搬到这里。
晚年的李先生饮食非常清淡,经常喝用玉米须子煮的水;平时穿的衣服是补丁撂补丁,只有参加正式会议时才会穿得好一点。虽然年迈体衰,他仍然坚持工作,尤其重视对地震研究、石油勘探的指导。1971年4月底,李四光突然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4月28日,他对大夫说:“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长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还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把全国地图集带到医院来。遗憾的是,第二天,李先生便与世长辞,享年82岁。
在地质力学所南门外,我看到一棵巨大的银杏树。远远望去,蓊郁茂密的树冠,翠色欲滴,透着生命的活力,真像一把半撑的绿色大伞。近看,枝干盘曲扭错,犹如数条龙蛇蜿蜒纠缠。马老告诉我,这是一株古银杏,树干周长9.8米,树高27米,树冠荫地面积400平方米。民间传说,杨六郎曾在树下饮水乘凉,李闯王的将士曾在这里燃篝取暖。2004年修建万寿寺路时,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特意以它为中心设计了一个很宽的绿化带,车子从两边绕开行驶。
当年,李四光先生曾常在这棵银杏树下思考问题,一边想一边散步,穿过树林,从地质力学所的东边向北走,然后再往东走,一直走到白颐路(今中关村南大街),再按原路返回。时间一长,竟然在荒地上踩出了一条土路。后来,荒地上盖了许多平房,有不少住户进进出出,经过的都是李先生双脚踩出来的那条路,人们称为“李四光小道”。1985年,李四光小道东西走向的那一段,被拓宽辟筑为沥青路,次年名之为“民族学院南路”,后来改称“民族大学南路”。而南北走向的那一段,现在也成为民族大学西路的南段。
徘徊在银杏树下,抚今忆昔,感慨良多。我仿佛看见李四光先生迈着矫健有力的步子,微笑着走过来。一阵小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难忘的往事…… (侯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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