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2）

二、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


    “新村的精神，在首先承认人类是个总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这也就是个人的目的。所以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新村主义之所以和别种运动不同的地方，大半就在这里。”——周作人：《新村的精神》，1919年8月。 
  
    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后来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 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张氏说：中国素来以农立国，长期以来造成了“文化停滞，生计萦条，知识之权操之少数，其大多数则老死乡里，文字不识”的落后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工商业必须得到发展，但发展工商业，绝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图富强而牺牲人类”，而必须“与社会伦理相调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必须实现“社会公道”——张氏说：“吾以直捷了当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而要实现“社会公道”，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回国后，他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他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毛泽东曾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外界对于新村的言论也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但是很快，他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年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甚至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三、结语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开始自我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晚年的周作人咏着“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闭户读书，俨然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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