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梁启超：中国能越级进入社会主义吗？（2）

二、中国能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吗？


   “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固有的。……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梁启超《社会主义商榷》，《时事新报》l920年3月23日。  
  

    中国当务之急不是“革命”，而是造就一个“中等社会”   


    1918年的欧洲之行，让梁启超彻底抛弃了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进化论信仰。他说：“进化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所以演成世界到处有贫富悬殊的现象。”梁氏的政治立场也随之转向激进：“贫富悬殊的现象，非引发‘阶级大战争’，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话虽可以如此说，但能不能把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用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对梁氏而言，却成了一个颇费思量的难题——中国能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吗？ 

  
    梁氏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梁氏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趋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另一方面，却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直接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在梁氏看来，资本主义重视生产；而社会主义重视分配。欧洲的问题在于生产旺盛而分配极端不平等；中国的问题则是生产尚且极端匮乏，还谈不到分配问题。所以，梁氏反对在中国立即进行社会革命，而主张对资本生产加以扶助。 

  
    梁氏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有一个“中等社会”。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革命，坚决反对直接革命—— 

  
    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认可由极专制之组织来推行极平等之精神   


    反对立即进行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只不过梁氏对社会主义作了温和与激进的区分。梁氏对“极端之社会主义”深恶痛绝——理由是梁氏认为中国当前并不存在“阶级”；但却对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相信“其思想日趋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 

  
    “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梁氏相信可以由极专制的组织来推行极平等的精神，这决不是梁氏独有的思想。即使是高倡革命、共和、民主的孙中山，也并不相信中国已经到了彻底抛弃专制的统治方式的时候。其理由则自晚清以来颇为常见：人民觉悟尚还幼稚，即使实行民主共和，最初也必须要有一个具有专制特点的政府来负责对人民进行民主训练。 

  
    不过，梁氏主张“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理由与孙中山有所不同，他不但强调人民的觉悟问题，还特别强调必须用“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制形式来控制社会贫富分化，防备出现社会革命。梁氏认为：社会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过于激烈，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与资本家尖锐对立所造成。中国目下，既要改变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现状，又必须避免出现类似欧洲的贫富悬殊。 

  
    所以，由少数上流社会的人来掌握整个国家的资本和权力，可以根据他们的意志而不是下等社会的意志来安排国家的命运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得到了梁氏的青睐。梁氏说：如果把铁路、矿山及各种大型制造业，“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由他这样的人来办的话，“则办此事真较易于欧美”，既能在物质文明上迅速赶超欧美，又能由政府之“专制”控制社会的贫富分化。 
  

     三、结语


    “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驳孙中山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原载《新民丛报》第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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