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梁启超为“社会主义”所下定义，载《国际劳工规约评论》
一、列宁之人格，“最足以感化人”
“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梁启超1921年评价苏俄政权。
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
就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而言，梁启超可谓“先驱”。1902年，梁氏已在文章中谈及社会主义：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于不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干涉与放任》）
也是在同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梁氏称其为“卖喀士”，说他是“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文章并无褒奖马克思之意，梁氏此时乃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信奉不疑，故而将马克思、赫胥黎二人的学术，一并归为“过激之言”，说他们只能提出问题，却解决不了问题。
苏俄政权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氏注意到了已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梁氏说：
“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对苏俄政权的这种友好态度，也表现在其对列宁的评价上：“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即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马克思就是中国的墨子
此次欧游，梁启超对马克思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目之为“偏激”，文章中已多有褒赞之词。他所推崇的法国社会党，即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理想的政党。在著作《墨子学案》里，梁氏更将墨子比作了马克思，说“墨子之经济理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所谓“今世最新之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墨子的许多言论，在梁氏看来，都可以与马克思的言论对应匹配，譬如：墨子“夺暴人衣食之财”一语，被比之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而“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则被梁氏比之于“共产主义”。梁氏甚至说：
“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即苏维埃政权）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苏俄人民的吃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个幻想家了。”
马克思的思想也被梁氏拿来跟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相提并论：
“德国的马克斯发表一篇共产主义宣言，内中有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说是‘贫民无祖国’。他的意思，……以为‘爱国’两字，不过资本家利用人类幼稚的感情，借来维持他们固有的势力。这种话是否和真理完全符合，姑且不论。要之是世界大同观念一部分的发现，无论何人，总该承认。”
与近代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相类似，梁氏对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恰是基于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梁氏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梁启超与汤觉顿流亡日本时合影。与大多数民初知识分子一样，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
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留影。上一年，梁启超游欧，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明确好感，但又对美国社会主义表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不认为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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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宁之人格，“最足以感化人”
“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梁启超1921年评价苏俄政权。
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
就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而言，梁启超可谓“先驱”。1902年，梁氏已在文章中谈及社会主义：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于不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干涉与放任》）
也是在同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梁氏称其为“卖喀士”，说他是“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文章并无褒奖马克思之意，梁氏此时乃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信奉不疑，故而将马克思、赫胥黎二人的学术，一并归为“过激之言”，说他们只能提出问题，却解决不了问题。
苏俄政权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氏注意到了已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梁氏说：
“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对苏俄政权的这种友好态度，也表现在其对列宁的评价上：“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即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马克思就是中国的墨子
此次欧游，梁启超对马克思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目之为“偏激”，文章中已多有褒赞之词。他所推崇的法国社会党，即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理想的政党。在著作《墨子学案》里，梁氏更将墨子比作了马克思，说“墨子之经济理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所谓“今世最新之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墨子的许多言论，在梁氏看来，都可以与马克思的言论对应匹配，譬如：墨子“夺暴人衣食之财”一语，被比之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而“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则被梁氏比之于“共产主义”。梁氏甚至说：
“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即苏维埃政权）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苏俄人民的吃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个幻想家了。”
马克思的思想也被梁氏拿来跟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相提并论：
“德国的马克斯发表一篇共产主义宣言，内中有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说是‘贫民无祖国’。他的意思，……以为‘爱国’两字，不过资本家利用人类幼稚的感情，借来维持他们固有的势力。这种话是否和真理完全符合，姑且不论。要之是世界大同观念一部分的发现，无论何人，总该承认。”
与近代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相类似，梁氏对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恰是基于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梁氏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梁启超与汤觉顿流亡日本时合影。与大多数民初知识分子一样，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
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留影。上一年，梁启超游欧，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明确好感，但又对美国社会主义表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不认为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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