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揭秘：第一次鸦片战争竟然是醉酒惹的祸（2）

特别是有一种犯罪，很快成为双边争执的焦点。西方人开始走私鸦片。鸦片在中国是非法的，可是外国人却把鸦片的销售当成解决收支平衡问题的办法。走私鸦片自然是越来越不把中国看成是文明国家的特别明显的标志，因为开展这项贸易的英国新商人以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人等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公民，他们从未考虑过把鸦片运入自己国家或其他西方国家。 


　　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来交换中国的物品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到19世纪20年代收支平衡发生了有利于英国的颠倒。源于英国领地印度的鸦片，在中国找到了现成的市场并能卖出高价。我们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什么鸦片如此畅销。至少从唐代开始人们就知道鸦片了，但直到18世纪只是作为药物使用，而且并不广泛。因此，它的最新的风行似乎不仅是因为能够得到并吸食上瘾的事实，可能也由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鸦片提供了一种解脱的方法。 


　　中国政府发现对禁止像鸦片这样既值钱，体积又相对较小的东西流入国内无能为力。同时，西方人为了转移他们无视法律的责任，认为能够不断地把毒品带入中国证实了中国道德的无望。与美国禁止麻醉品走私的情况一样，中国当局在禁止高价坚实的毒品流入方面也遇到许多麻烦。自然，只要人们卷入有利可图的贸易中，侵蚀政府与社会的腐败问题就会惊人地上升。为了堵住腐败、增加税收，政府曾一次次企图使鸦片合法化。但对危险毒品的广泛反对以及耗费了中国大量银两的事实，让这项贸易只能成为非法行为。在19世纪最初20年走私鸦片的数量源源不断地上升；到1820年，每年输入量达到6 000磅，而且数量还在上升。 


　　由于这种背景，由英国商人领导的外国人又继续为取消广州体制的限制而努力。虽然鸦片走私在事实上已经解决了收支平衡问题，但英国还想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卖出其他商品，例如纺织工业的新产品。同时，大量的福音教派的新教教士开始到达广州，他们并未取得特别的成功，到19世纪30年代，大约25个传教士只让不到100人改变信仰。由于广州体制的旅行限制，传教士也深感约束，并且相信解除限制将使中国成为改变宗教皈依的富有生气的成功乐园。 


　　也是在此时，英国政府也开始在广州积极活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逐渐衰落，最后在1834年被废除。当公司放弃英国对华关系的主要责任，政府就插足进来了。公司垄断的结束代表了新兴的独立经营商人的胜利，而且伦敦被置于他们以及传教士们的强大影响之下。除了致力于终止广州体制之外，政府还特别关注外交礼仪事务，希望对华关系不再按朝贡制进行。 


    所有这三种力量都反映了新兴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即认为西方是文明的国家，有成熟的文化，而中国是野蛮的、停滞不前的国度。甚至一位英国使臣也强调在外交礼节方面有必要与中国关系平等，他明确表示中国是不平等的： 


　　如果与该国、总督、人民的传统、性格、偏见不特别适合，就没有什么政策是成功的，……决不能对他们叩头——这是过去常常容易重犯的恶习——而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以极大的坚韧和审慎，维护别国的尊严和权利，这些国家以其财富和人民的力量已拥有无限的优越性。 


　　一位美国使臣更直截了当地说，把中国作为平等国对待就像“将一个孩子作为大人那样对待。文明世界出于慈善的感情，太容易考虑尽量努力获得更多的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利益，虽然他们与我们一样能获得同等的利益，但除了一些简单的要求外，都是粗野的和非基督教的。感情建立在崇高的原则基础上，但不应忽略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些人的顽童般的性格，我们的使命应考虑对他们进行指导和启蒙”。 


　　英国商人特别强调应强迫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开放政策。他们这样强调部分是由于他们不把中国视为平等国，不考虑国际法惯例，即一个国家可以在贸易上设置任何他们想要设置的条件。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由贸易的信念来自于在英国仍然与强大的封建方式共存的、发展中的郡县制度。结果，英国人就开始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但却是在赋予自由市场以宗教信条性质的意识下采取行动的。 


　　例如，约翰·博林，后来的驻华使节，认为所有关于贸易的条例“设立那些法令反对事物的自然倾向，最后就像通过内阁决议来决定风向或通过议会法案来安排海潮一样是荒谬无效的。”当然，这种观点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中国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并通过重农学派确实促进了它在西方的发展。 


　　同样，所有西方人都对中国的军事虚弱非常蔑视，并为他们自己必要时能运用武力达到目的而感到骄傲。正如德国传教士古兹莱夫(他曾分发从鸦片船上运来的圣经小册子)所说：“中国数千艘全部战船也抵挡不了一艘护卫舰。”一位英国使节夸口说：“由弓箭、长矛、盾牌组成的军队怎能抵抗一伙富有战斗经验的英国战士?……博格(靠近广州的地方)的战斗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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