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1）

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1919年《新青年》6卷3号。 
  


    一、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要实现，必能实现。


    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20世纪初，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下，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在日本日向一带建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基地，被称为“新村运动”。他们挑选了一块地方，参加者有几十人，实行共同劳作、相互协作、平等分配的制度，过所谓的“人的生活”。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新村有两类会员：一是愿意进入新村工作的人，按照新村的精神生活劳作；一是真诚赞同新村精神，而因实际情况所限不能参加新村切身体行这种生活的人。第一种会员的责任权利平等，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公共负担；第一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每月捐金50钱，“以忏悔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 

  
    新村运动并没有维持长久。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本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令人不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的乐土，但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为新村成员本身就做不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只能靠各地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来维持生计；没有可行的制度来解决私产充公的问题，无论是有产的上层社会，还是赤贫的底层民众，对新村都抱着或不支持、或不理解的态度。经济基础无法建立，政治制度无法畅行，新村后来终于解散了。 
  

    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 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 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在1919 年4 月出版的《新青年》6 卷3 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他在文章里称新村主义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人类的义务，一方而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他还说：“新村的运动，是重在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觉醒，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因此，他坚信：“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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