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1635年,亦即明崇祯八年、皇太极天聪九年,局势一步步变得对后金更为有利。这年秋,出征察哈尔的大军又传来捷报, 不独整个儿绥定曾经强悍的死敌,还意外得到了一块“传国玉玺”。后金汗廷一片欢腾。文馆汉官鲍承先上奏,“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建议由工部特制宝函,皇太极择吉郊迎,然后以此玺钤行敕谕,“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皇太极心情愉悦,一一允准。
“传国玉玺”的出现,曾被作为天意天命的象征,作为后金走向“大清”的重要依据,是清朝建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它作一番梳理考证,还原其历史本真,则是这篇小文的尝试。
一、多尔衮逼降察哈尔,缴获“传国玉玺”
远征察哈尔的是多尔衮等四贝勒统帅的一万精骑,当年二月出师,西渡黄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所部驻扎的托里图。时察哈尔林丹汗已在前一年病死,部众大半降了后金,连其福晋窦土门都被皇太极列入妾班。唯察哈尔太子额哲率部远遁,不来归顺,心病未去,是以大兵压境,务绝后患。多尔衮不独精于用兵,亦擅于用情,军中叶赫将官南褚是察哈尔太后的弟弟,受命先入营谈判,苏泰太后恸哭出见,令额哲率众出降,不战而屈人之兵,降众跟随大军前往盛京。
多尔衮是在此际得到的“传国玉玺”吗?应不是。《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四:
庚辰,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先是,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遂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之,此玺乃见。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福金所,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
庚辰,为八月三日,距收降之日已过去三个月有余。多尔衮奏章称:“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如果当时便收缴到这块宝玺,四贝勒应会即刻呈报,上达皇太极。
据所能看到的记载,多尔衮等不仅没有飞骑驰报这一重大喜讯,甚至没有直接还兵。是没当回事儿?是路远不便?还是宝玺尚未到手?以第三种可能最大。其实皇太极在五月二十七日即收到多尔衮派员呈送的捷报,详述收服察哈尔的过程,不厌其烦地列举归顺的王室成员和臣属名单,自然也不会遗落察哈尔奉献的各类宝物,如“驼、马、雕鞍、貂裘、琥珀数珠、金银、彩段等物”。奏报中只字未提宝玺之事,理由只有一个——宝玺尚未到手。
察哈尔的屈服,大约让贝勒们觉得不过瘾,便于归程往明朝边境大肆劫掠,“自平鲁卫入朔州,直抵长城,又经宁武关、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应州,而复还平鲁”,真可称入无人之境啊!宣大密迩京师,向称明朝的军事重镇,此际竟如此不堪。而多尔衮以九千部卒(岳讬因病,分兵一千驻守归化城),又挟带着察哈尔王室和族属,不是直接东向还兵,却要南下袭扰劫杀,一次出征非要有多重收获,那份军事上的自信与恣纵,亦让人慨叹。
正是在大军凯旋的过程中,多尔衮等得悉了有关“传国玉玺”的消息,逼迫苏泰太后交出了这块“制诰之宝”。
二、皇太极隆重迎接宝玺
对于皇太极,祛除肘腋之患本在计划中,得到“传国玉玺”则属意料之外。他决定隆重出迎,甚至渡过辽河,远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阳石木。九月六日,皇太极率皇后诸妃、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众大臣亲迎凯旋大军。实录记载:在御营南冈事先筑好的坛下,凯旋诸贝勒以毡案置放玉玺,引领部将列阵跪拜;正黄、镶白两旗主举案趋前,至坛虔敬呈献;皇太极亲自捧起玉玺,拜天行礼,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接下来是多尔衮、岳讬等依次向前跪拜抱见,然后轮该苏泰太后、额哲和一众察哈尔降臣。满蒙各部落贵族多娶且联络有亲,彼此的辈分常常是一笔乱账,以已故叶赫贝勒金台石论,皇太极为亲外甥,苏泰太后则是亲孙女,于是这一受降仪式又显得亲情络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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