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发言权大小,实际上并非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分的。现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战列舰,才是说话的底气所在。显然,在这方面,中日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战后的5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个正在上升的后起强国,一时无心也无力在欧洲有所作为,眼睛只盯在亚洲,而意大利则是一个一直处于衰落中的二等欧洲大国,列为5强,很勉强,实际上意大利从来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只能捡点剩儿。当年欧洲列强在甲午战后,趁火打劫在中国强租港口的时候,对意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绝。在一战的欧洲战场,意大利更是表现一般,老吃败仗,连奥匈帝国都打不过。每有动作,就得法国人来给他们擦屁股。眼下,在和会上有心在欧洲争点什么,可惜争不到什么,即便愤而退出会场,也没人理会,过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来。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场景,中国人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连日本人要来自己的领土青岛跟德国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人家打,顺便蹂躏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这么大的国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7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8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9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10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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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7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8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9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10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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