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叔同、苏曼殊：殊途同归入法门(图)

李叔同（1880-1942）
字息霜，别号漱筒，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苏曼殊（1884-1918）
字子谷，原名戬，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1903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上海《国民日报》翻译，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1918年在上海病逝。
■ 追忆与回眸
“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做背景的原故。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夏丏尊
“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
——白云庵周和尚
杭州美景，西湖为最。到此一游，自然不能错过两个景点：一是佛教名刹虎跑寺，一是四面临湖的观光佳处孤山公园。恰恰在此两地，各矗立着一座佛塔，一座名叫弘一塔，一座名叫曼殊塔。顾名思义， 二塔分别纪念的是近代两位名僧：李叔同与苏曼殊。一位是苦行高僧，“天涯芳草离亭晚，不如归去归故山”，一派淡定超脱的架势；一位则“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一副纠结痛苦的模样。然而这本来看似人生缺少交集的两个人，却都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由热衷革命到心灰意懒，终摆脱俗尘，遁入法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怎让人不心生慨叹呢？
一喜一悲，迥异早年
李、苏二人的早年可谓判若霄壤。
李叔同生于一个豪门世家，其父与李鸿章为进士同年，后弃官从商，一跃成为津门富豪。虽然五岁丧父，但李叔同生活依旧极为优裕，母亲延请名士教其诗词书法，加之天资聪颖，李进步迅速，被称为“神童”。后李随母迁至上海，就读于当时数一数二的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在欧风美雨、中西交融的大环境下，李叔同一方面汲取新知，才华横溢，自诩“二十文章惊海内”；不过另一方面，他也难免沾染了公子哥习气，流连于烟花之地，正所谓“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苏曼殊则远远没有李叔同那般显赫的身世。苏乃私生子，自然备受家族鄙夷。13岁那年，他身染重疾，婶母预其不治，竟将苏弃置柴房，任其自生自灭。17岁时，苏忽生禅念，在广东剃度，然不守戒律，偷食鸽子，被逐出佛门。虽继续颠沛流离，但苏内心够强大，常以英雄自期，“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佳期如梦，却总苦短。1905年，李母病逝。这也意味着他养尊处优的日子就此作罢。李扶柩回津，依“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在四百多位来宾面前自弹自唱，为母亲举行了文明丧礼。“破碎山河谁收拾”？是年秋，李叔同怀着这样的疑问，东渡日本，踏上了寻求救国之道的旅途。
而此时的苏曼殊，已在日本求学数年。两位爱国的青年人，终于一同融入20世纪初的革命洪流中。
形异神似，共赴国难
赴日留学，李叔同异常活跃。除了日常艺术学习外，他曾参与编辑进步杂志《醒狮》，并发表文章，以期“促进国势之变化”。他还与同学一道创办了春柳社。1907年春，春柳社在东京的礼堂演出了小仲马名剧《茶花女》。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其形神俱佳的表演，很快引起轰动。演出结束，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
千万不要以为李叔同演戏是出于好玩。彼时，正是中国政局最为动荡的阶段。面对祖国现状，李叔同不禁悲从中来，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他毅然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他积极投身戏剧创作与表演，恰是希冀通过该形式来向国人宣传民主政治与革命理念。
与李叔同类似，苏曼殊也胸怀“破坏这旧世界，立一个公道的新世界”的抱负。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青年会，结识了冯自由、陈独秀、廖仲恺等革命同志。次年，苏因缺乏经济来源，被迫回国。自此至民国建立，苏风萍浪迹，纵游四方，踏遍广州、香港、上海、长沙、杭州、南京、芜湖、日本、爪哇、泰国、锡兰等地。他忽而倡言革命，忽而沉湎佛学，忽而又醉卧青楼，“儿女多情原是佛，英雄末路半为僧”，苏曼殊实在是革命党之异类。
怪人自然怪事多。1904年，苏曼殊因不满保皇党的肆意攻击，一度心生暗杀康有为的念头，并向好友陈少白求借手枪一用。幸好陈力阻苏此举，否则康圣人恐怕活不到辛亥年。一次，苏曼殊听说同盟会的同志都已发了津贴，也去廖仲恺那里领。廖仲恺想，你又不是盟员！但他对曼殊十分客气，没有拒绝，而是请他稍等一下，说着就去请示孙中山。“当然要发”，孙说，“在我心里，曼殊早是我们的同志了。”于是廖当着苏曼殊的面，在同盟会的花名册上留下他的名字，照发津贴。
1911年3月，李叔同学成归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李遂写下《满江红》一首以志之：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此时苏曼殊远在爪哇。听闻武昌起义，上海光复，苏欣喜若狂，立即典衣卖书，坐船回国。
世事纷扰，唯有向佛
1912年3月初，苏曼殊返回祖国。然而等待他与李叔同的并非和平气象，而是一场乱局。
李叔同并不热衷政治，面对党同伐异、军阀混战，他选择拿起教鞭，“以美淑世”，在杭州一师默默耕耘，培养出诸如丰子恺、刘质平这样的得意门生。
苏曼殊则借酗酒寻欢来麻痹内心，消磨长夜，据至交柳亚子回忆：“每天都有饭局，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1913年，宋案爆发，“二次革命”兴起。苏不再沉湎酒色，奋袖而起，写下气壮山河的《讨袁宣言》。
孰料一个老袁刚下台，众多“小袁”又上来，民国依旧混乱不堪，苏也唯有嗜雪茄、贪糖食、放浪形骸，半僧半俗。磨掉的是意志，垮掉的是身体，1918年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结束了其35年短暂的“行云流水一孤僧”的生命。
苏圆寂不久，鲁迅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见于报端，可惜他再无眼福目睹这文坛盛况……
更令苏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其去世后3个月，李叔同也终于披上袈裟，皈依佛门。或许二者不同之处在于，苏欲以遁世求解脱，而李则先渡己后渡人吧。
本版撰文/王学斌
本文参考陈星《说不尽的李叔同》、邵盈午《苏曼殊画传》、毛策《苏曼殊传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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